淺析環境公益訴訟背景下我國傳統原告適格規則的反思與重構論文

　　在我國時下進行的《環境保護法》修改過程中，環境公益訴訟主體成為各方爭論的焦點。草案二審稿將環境維權的公益訴訟主體確定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一家，引發公益界、公益律師和法律學者的強烈不滿，有輿論甚至質疑中華環保聯合會“壟斷”了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并稱這是一種倒退。不過，時下關于環境公益訴訟主體之爭， 實質上是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能力之爭， 即關于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一般性資格之爭，而不是關于環境公益訴訟適格原告的爭論。環境公益訴訟適格原告屬于當事人適格的范疇， 是對于特定訴訟標的的資格。這一資格的取得，是由法官在具體個案中根據原告適格規則加以判定的。所謂原告適格規則， 是指用以決定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是否是正當當事人的一些列規則的總稱， 是對原告與訴爭案件之間的利害關聯的描述。從世界各國立法實踐來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的關鍵， 不是規定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一般性資格， 而是環境公益訴訟具體個案中原告適格與否的判定標準，即原告適格規則。為此，筆者擬對我國傳統原告適格規則進行審視， 提出構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原告適格規則的一孔之見，以期對我國《環境保護法》的修改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私權模式的闡釋與捍衛：傳統原告適格規則的本質

　　裁判模式有私權模式和公共價值模式之分， 不同裁判模式應有不同的原告適格規則與之對應。我國傳統原告適格規則則是對私權模式的闡釋與捍衛。

　　(一)私權模式的含義

　　私權模式，也叫糾紛解決模式，是指以和平解決私人之間的糾紛為其主要目的的訴訟模式。該模式認為，法院的主要目的是根據私法原則來解決當事人之間因私權而發生的糾紛，法院采取司法行動的正當性在于真正糾紛的存在。糾紛解決模式肇始于1803年的Marbury v. Madison案。在該案中，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反復強調了對既得權利或法定權利(vested or legal rights)進行司法保護的必要性，他說，“法院的唯一職責是就個人權利作出裁判，而不是審查行政部門或行政官員是如何運用自由裁量權履行其職責的。具有政治屬性的問題，或者根據憲法或法律應交由行政機關處理的問題，是斷不能由法院審理的?！瘪R歇爾這段關于法院作用的經典描述， 被美國歷代法院奉為楷模， 也成為糾紛解決模式在最高法院判例史上之肇端。糾紛解決模式是對盛行于19世紀的“社會觀”的一種反映。該觀點認為，主要的社會和經濟安排都是個人自治的產物，由此形成的“私人秩序”應該受到政府的尊重，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無為”。在這種“社會觀”的影響下，法院被視為“私人秩序”的附庸，其主要功能就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私人之間的爭端，以恢復被破壞了私人秩序。由此可見，只有在私人秩序難以為繼的時候，法院對私人糾紛的介入才是正當的。

　　(二)糾紛解決模式的主要特征

　　糾紛解決模式是以社會和諧為其理論預設的。在這一社會中，預先設定了一系列社會規范，以授予個人相應的權利，并為其設定了相應的義務，個人則根據這些社會規范來安排其行為， 由此形成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然而， 這種和諧的社會秩序常常因為侵權或不履行義務而遭到破壞。此時，糾紛當事人雙方往往求助于處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法院，要求法院執行或實施這些規范，或者闡明這些規范的意義。而法院作為第三人則通過認定事實，并適用雙方同意的規范的方式來解決爭議。綜合起來，糾紛解決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 糾紛解決模式以既定規范的違反作為司法干預的前提。糾紛解決模式認為，法院的主要目的是，在私人秩序難以為繼時，盡可能為私人秩序提供一種替代。因此，在糾紛解決模式之下， 私人秩序之和諧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私人秩序的破壞是司法干預的前提，而司法干預的目的則是恢復已經遭到破壞的私人秩序。而私人秩序的和諧是由既有規范來維系的，因此，無論是私人秩序的破壞，還是私人秩序的恢復，都以既有規范作為判斷標準：既有規范的違反是私人秩序遭到破壞的外在表征， 既有規范的遵守則是破壞了的私人秩序得以恢復的標志。這意味著，只有在既有規范遭到違反的情況下，法院才能介入當事人之間的紛爭， 這是糾紛解決模式的一個主要特征。

　　2.糾紛解決模式強調當事人與糾紛之間的利益關聯。糾紛解決模式強調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 這是由糾紛解決模式的“三方結構”決定了的。糾紛解決模式是由原告、被告和法官共同組成的三方審判模式， 這種三方審判模式源于這樣一種社會直覺：無論何時，當兩個人之間發生了靠他們自己無法解決的爭議時， 根據常識的一個解決方案是召集第三方以幫助達成一個解決方案。這一簡單的“三方結構”的社會發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如此普遍地存在著，以至于我們發現幾乎沒有一個社會不使用它。因此，為解決爭議而形成的“三方結構”是法院的基本社會邏輯。在“三方結構”的審判模式之中，法院僅僅是一個被動、中立的仲裁人，而原、被告雙方則相互對立，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進行激烈對抗。經過當事人之間的激烈對抗而形成的案件事實則成了法官作出明智判決的基礎，法官正是在雙方當事人提供的案件事實的基礎上，按照先存法律規則作出判決的。而當事人雙方的對抗則是以其對自身利益的關注為前提的，沒有利益的對抗，當事人之間的對抗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此，以“三方結構” 為其特征的糾紛解決模式必然強調當事人與糾紛之間的利益關聯。

　　3.糾紛解決模式是高度個人主義化的。這主要體現在當事人結構的基本構造上。在糾紛解決模式下，訴訟當事人雙方都集三種角色于一身： 原告是引起糾紛發生之事件的受害人， 又是訴訟過程中為其自身利益抗爭的代言人、還是訴訟結果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受益人;而被告既是侵權人，又是訴訟過程中自身利益的代言人，還是必須為原告所遭受的損害提供救濟的人。原、被告這種集三種角色于一身的當事人結構充分體現了糾紛解決模式的高度個人主義化特征。糾紛解決模式的這種高度個人主義化特征，具有“一石二鳥”的功能：它不僅滿足了“個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這一基本信條的要求，也為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機制。無論原告還是被告，基于其自身在訴訟中的受益人地位，必然會積極地進行訴訟，以免產生于己不利的訴訟結果。

　　4.糾紛解決模式強調權利和救濟的相互依存。在糾紛解決模式下，權利和救濟之間是相互依存的。原告獲得賠償的數額， 是根據被告違反義務后給原告造成的損害大小來決定的：如果是違約行為，那么支付給原告的賠償數額，就是在被告沒有違約的情況下原告所能獲得的價金;如果是侵權， 那么支付給原告的賠償數額就是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由此可見，從邏輯上講，救濟的范圍或多少都可以從被告的違法行為中推導而來。在權利和救濟相互依存的情況下， 只有原告的損害確確實實是由被告行為造成的情況下，被告才有提供救濟的義務。因此，在糾紛解決模式下，一方面要強調原告所遭受的損害，另一方面也要強調被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從糾紛解決模式的上述特征可以看出， 糾紛解決模式實際上就是富勒筆下的審判模式， 它為受判決影響的當事人提供了一種參與判決形成的特殊方式， 即允許他們為了形成于己有利的判決而提出證據并進行理由充分的辯論。

　　(三)傳統原告適格規則是對私權模式的闡釋與捍衛

　　我國傳統原告適格規則包括民事訴訟原告適格規則__和行政訴訟原告適格規則。從其本質來講，二者都是對私權模式的闡釋與捍衛。首先，無論是民事訴訟原告適格規則，還是行政訴訟原告適格規則， 都強調合法權益的存在是取得原告資格的必要條件。在民事訴訟中，無論是直接利害關系人，還是非直接利害關系人，欲取得原告資格，都必須證明合法民事權益遭到了侵害： 直接利害關系人須證明自己的合法民事權益遭到了侵犯， 非直接利害關系人必須證明受其管理或支配的合法民事權益遭到了侵犯; 在行政訴訟中，原告也必須證明法律法規規定的權益受到了侵犯。由此可見，無論是民事訴訟原告適格規則，還是行政訴訟原告適格規則，都把現行法律、法規所保護的權益作為授予原告資格的必要條件，這恰恰是對“以既定規范的違反作為司法干預之前提”這一糾紛解決模式特征的反映。

　　其次，無論是民事訴訟原告適格規則，還是行政訴訟原告適格規則，都強調原告與合法權益之間的利益關聯。在民事訴訟中，適格原告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直接利害關系人，即民事實體權利的享有者和義務的承擔者;二是非直接當事人， 即對實體民事法律關系享有管理權或處分權的人， 這兩種適格原告都強調原告與合法權益之間的適度利益關聯，尤其是在直接利害關系人的場合。在行政訴訟中，適格原告必須是合法權益的享有者，合法權益必須歸原告享有。因此，無論在民事訴訟中，還是在行政訴訟中，原告都不得主張他人的利益(除非該當事人是享有管理權或處分權的人)。我國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原告適格規則對原告與合法權益之間的關系的強調， 既反映了糾紛解決模式對當事人與訴爭案件之間的利益關聯的強調，也反映了糾紛解決模式的高度個人主義化特征。

　　最后，無論是民事訴訟原告適格規則，還是行政訴訟原告適格規則， 都要求原告證明被訴行為與合法權益受影響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一要件實際上是對糾紛解決模式“強調權利與救濟相互依存”這一特征的再現。前已述及，在權利和救濟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只有原告的損害確確實實是由被告行為造成的情況下， 被告才有提供救濟的義務。因此，在糾紛解決模式下，一方面要強調原告所遭受的損害， 另一方面也要強調被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總之， 我國現行的原告適格規則是對糾紛解決模式的闡釋與捍衛。這一模式對個人或集體享有的經濟利益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對公眾或大部分公眾的“擴散性利益”給予不當的區別對待。因此，在這種模式之下，公共利益的保護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