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的人類學

　　嚴格意義上的東北野山參是指產于中國東北地區(qū)、在自然環(huán)境中生長， 沒有任何人為干預、生長于林下的人參。在清朝末期，東北野山參幾近枯竭， 實物形式的東北野生人參幾近消失。其后， 民間多用人工培育的方式種植人參。因其生長環(huán)境和種植方式的差異， 與真正的野山參不可同日而語。有趣的是， “東北野山參” 的概念一直延續(xù)至今， 市場上每年銷售和消費的“東北野山參” 規(guī)模之大， 遠遠超過東北長白山山脈的確存的少量野山參。本文以現(xiàn)代“東北野山參” 為研究對象， 通過對其社會生命史的全程追蹤和考察， 揭示現(xiàn)代山參之“野” 的意義建構過程， 以及背后的文化動力與實踐邏輯。

　　人類學向來都是研究“人”、“人性” 及“文化” 的學問。“物” 并不是人類學研究的常規(guī)論題。然而， 人類學對“物” 的研究并非局限于“物” 本身，而是透過“物” 的物質表象， 透視“物” 背后的文化含義， 進而試圖回答兩個問題： “物” 如何傳達社會關系? 如何經由“物” 來理解文化或社會? 早在西方人類學發(fā)展的初期，莫斯(Marcel Mauss) 就出色地闡述了蘊含在禮物交換體系中的復雜社會意義： 物品通常被賦予所有者的精神特質、靈魂，送出禮物的同時， 也是將自己的精神特質送了出去。在與涂爾干(Emile Durkheim) 合著的《原始分類》中，莫斯進一步指出， 社會的分類決定了事物的分類， 社會并不單純是分類思想所遵循的模型; 分類體系的分支也正是社會自身的分支。列維—斯特勞斯(C. Levi-Strauss) 從結構主義的立場出發(fā)，認為莫斯人與物不分， 只停留在處理現(xiàn)象的表面， 忽視了背后深層次的交換關系。他認為， 交換才是社會的再現(xiàn)和繁衍的機制， 是超越人的意識而存在的， 可以被客觀地加以研究，進而揭示不同類型社會的運作機制。馬克思揭示出“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認為“商品” 之所以神秘， 并不在于它的使用價值， 而在于它的“形式” 表面上看似簡單、平凡， 實際上卻“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 把上述思路做了充分的延伸和推進， 認為“物” 的意義蘊含在它們的形式、用途和軌跡之中， 所以我們必須跟隨“物” 本身， 通過對“物” 的社會生命軌跡分析，才能充分把握、理解和解釋與之相關的人的行為。他把這種分析視角稱之為“方法論上的拜物教” (methodologi?cal fetishism)。 這就是“ 物” 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things)。這種理念被西敏司( Sidney W. Mintz) 在《甜與權力》一書中充分運用。他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fā)，用糖的歷史作為例證， 力圖證明西方資本主義的崛起， 除了其內部的發(fā)展驅動之外，還有殖民地經濟(甘蔗莊園及制糖產業(yè)) 等外生變量的巨大貢獻。通過翔實的史料， 西敏司向我們展示了糖是如何從最初的奢侈品和身份表征， 隨著資本壓榨和產業(yè)發(fā)展，逐漸變成一種大眾廉價必需品的。借助“物的人類學” 方法論，西敏司將現(xiàn)代日常生活中再常見不過的糖，放到一個更深遠的歷史進程中考察， 揭示出物的'內在意義與日常生活相關聯(lián)， 是個人為自己及周圍人的行為賦予的意涵; 而其外在意義則與社會組織、體制、權力等相關聯(lián)，是“社會組織與族群造成的改變帶來的影響”。

　　通過分析布農人對物的傳統(tǒng)分類觀念， 黃應貴探討了他們對不同物種的認識、接受與創(chuàng)新的過程。布農人把自然物看成與人密切相關的東西(比如水稻)， 而通過特殊“知識” 或“工藝技術” 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則是沒有主體性的客觀的物， 如茶葉。對兩類農作物的劃分， 不僅影響了布農人的生產活動， 同時還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張光直倡導研究飲食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food)， 指出中國人具有獨特的飲食文化， 其中最為核心的即“食品也是藥品”。我們認為， 一個人所吃食物的種類和數(shù)量與他的健康密切相關，機體的運行遵循著基本的陰陽原則，體內陰陽不平， 可以吃特定食物來調節(jié)體內的陰陽失衡。陳有平也認為， 食用適當?shù)氖澄镉兄谌吮３稚眢w的平衡或恢復平衡狀態(tài)。 這種觀念使得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關注滋補品和保健品。蔣斌從中醫(yī)思想和中國文化入手，以燕窩為研究對象， 借用阿帕杜萊的“方法論上的拜物教”， 探討燕窩在中國社會和文化體系中的位置，以及人們用怎樣的修辭和語言來建構燕窩的意義。他發(fā)現(xiàn)， 燕窩之所以能夠成為可欲的(desirable) 消費品，其背后依賴的是知識的斷層和阻絕。

　　人類學對食物的研究并沒有將話題和研究對象局限于食物， 而是將食物放置于更加廣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視其為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一部分。因此， 歷史、政治、權力、宗教、意識形態(tài)、觀念信仰、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等諸多文化因素都可以用于分析飲食文化。上述研究脈絡較好地呈現(xiàn)了人類學對“物”的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分析視角。本文將延續(xù)這種分析路徑， 以“東北野山參” 為對象， 考察其在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個環(huán)節(jié)的意義建構和再生產過程。

　　二、“東北野山參” 的文化意涵

　　在中國文化體系中， “東北野山參” 絕非通常意義上的中藥或補品， 它的身上承載著近乎神圣的文化意蘊。在中醫(yī)體系中， 任何一味藥都有自身獨特的藥性， 藥性理論又是建立在中醫(yī)陰陽五行思想基礎上。中醫(yī)典籍這樣判斷人參的藥性：有如人參，或謂其補氣屬陽， 或謂其生津屬陰……不能定其性也。余曾問過關東人， 并友人姚次梧游遼東歸……與《綱目》所載無異……云人參生于遼東樹林陰濕之地……秉水陰潤澤之氣也， 故味苦甘而有汁液。發(fā)之為三稏五葉， 陽數(shù)也。此苗從陰濕中發(fā)出， 是由陰生陽， 故于甘苦陰味之中饒有一番生陽之氣……不獨人參然， 凡一切藥， 皆當原其所生， 而后其性可得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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