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圍內，歷史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一直沒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學科內部發(fā)展以及學科交叉作用等多種因素影響下，許多“轉向”應運而生，它們不只停留于口號，而發(fā)生在歷史學各分支領域實踐中，帶動一批新研究的出現(xiàn)，使史學變得更為多元和豐富。其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文化轉向”( the cultural turn)和“語言轉向”( the linguisticturn)堪稱其中最具影響、最被熱議者。①而就在最近20年，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哨然掀起，它試圖打破以往史學中民族國家和特定地域的敘述界限，在空間上重新塑造歷史學的眼光，其影響之大，亦有形成“轉向”之勢。

　　當然，近幾十年來的“轉向”多以“非替代性”為特點，著眼于對既往研究的整合與重構，并不會讓歷史學一夜變天、重起爐灶。但是“轉向”之所以能成為“轉向”，也在于它大體上會在歷史學各個分支領域(或稱“次領域”)內同時發(fā)生，而形成集合態(tài)勢;若只是限于某個次領域內的新觀點，尚不足以成為“轉向”。②思想史作為歷史學中較為特殊的一個次領域，③也深受以往各“轉向”影響，而在史學的“語言轉向”中則是最早投入的生力軍。④ 近年來，歐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從事語匯、觀念、文本、思潮等跨國家、跨地區(qū)流動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響應“全球轉向”。然而，迄今為止還很少有學者能像大衛(wèi).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一樣提出鮮明的思想史“國際轉向”( the international turn)的主張，對這種趨勢本一阿米蒂奇其人與“國際轉向”的提出。

　　大衛(wèi)·阿米蒂奇現(xiàn)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勞伊德·布蘭克費恩(Lloyd C. Blankfein)講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國，1992年在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之后曾任教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米蒂奇勤于筆耕，著述豐贍，他己出版的著作包括《‘英帝國”的觀念溯源》等五種，③目前正在撰寫《內戰(zhàn):觀念中的歷史》( Civil Thar : A History in Ideas)。而他主編的各類著作則有11種之多。④此外，他還是諸種系列叢書的主編與編輯，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劍橋的老師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創(chuàng)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思想史研究叢書“語境中的思想”。

　　阿米蒂奇出生于英國曼徹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鎮(zhèn)。他的父親是英國海軍工程師，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服役，童年與父親的交談激起了他對大西洋和太平洋歷史的濃厚興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但他并非一開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國際史。阿米蒂奇剛進劍橋時，學習的專業(yè)是英語文學，直到博士階段，在研究彌爾頓《夫樂園》時才開始對思想史產(chǎn)生興趣，而后他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兩年，在埃略特(J. H. Elliott)教授引導下，選擇近代早期英國思想史作為研究方向。幸運的是，他得到斯金納的幫助，回到劍橋后轉到歷史系，并最終完成一篇有關‘筷帝國”思想的博士論文。

　　博士畢業(yè)后，阿米蒂奇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余年(1993-2004)，在此期間他繼續(xù)英國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當時北美的“英國史學”正面臨著危機和轉向，學者大多不滿足于在既有論題中固二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國際轉向”? 如果我們追溯‘嗯想史”這種史學敘述的產(chǎn)生過程，那么在一開始“國家”并不成為問題。在16,17世紀，歐洲較早一批敘述“歷史上的思想”的學者，都基于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其自覺問題也是普世的。①在早期，這一眼光可能是一種延續(xù)己久的基督教普世主義所致。而到了18,19世紀，啟蒙運動及其后的幾代學者有意識地以超越國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對觀念進行思考，他們論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觀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種族、階層、性別、年齡等。這種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稱作是“非國家的”但在最近的一個多世紀，尤其在所謂“非西方”世界的學者中間，由于政治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國族化的思想史書寫相當常見。如果僅僅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敘述思想史，那么對后者的普世性并不會構成太大挑戰(zhàn)。

　　但問題在于，這些研究“非西方”的學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比如各種“主義”)來對本土思想進行描述。這種“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終貫穿著張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對本地思想進行定位，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強調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過來又會強化民族國家的界限，當學者們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歷史譜系后，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納所說的一套“神話”( mythology)，仿佛這些觀念本來就如此存在。③這樣，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將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時，又在不斷地營造著“特殊”的普遍概念，擴充原概念的內涵，甚至使后者看起來像是“分化”成了許多不同的概念，加劇了思想史的地區(qū)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筆者較為熟悉的“人文主義”( humanism)概念為例，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區(qū)的傳播，使學者們(西方和非西方的)都傾向于以其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論述中國傳統(tǒng)或儒家的人文主義在20世紀大行其道?，F(xiàn)有思想史辭典在解釋“人文主義”時，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區(qū)的“人文主義”都包容進來，而各種“人文主義”之間又頗有差異，形成碎片化的景況。④“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產(chǎn)物，它強行用“人文主義”之類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會頻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內涵，還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豐富性和活力。⑤

　　其實，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敘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并無謬誤。特定民族國家往往與特定語言相關，尤其對于那些由長期延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文明轉型而來的民族國家(如中國)而言，語言及其產(chǎn)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產(chǎn)生和演變的土壤，也是其獨特性的來源“后殖民”思想家法儂(Fra-ntz Fanon)的著名說法是:“說一種語言，就是在承擔一個世界，一種文化?！雹迯恼w來看，這都可以都歸結為思想產(chǎn)生的“語境”。按照凱利(Donald Kelley)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著“內在理路”和“外部環(huán)三阿米蒂奇的“國際轉向”與‘全球思想史”之前景作為斯金納的學生和“語境中的思想”叢書主編，阿米蒂奇對思想史研究中的“語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為“國際轉向”的倡導者，他主張一種更為靈活、更為寬泛的“語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