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祠與族譜：宗族象征符號的數字化
宗祠作為宗族傳統的活動空間，“乃祖先憑依之所，又為至公執法之處”。過去的宗祠除了作為祭祀場所之外，還是處理宗族內部事務、執行族規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禮、婚禮、喪禮基本上都在祠堂進行。有的宗族規定族人之間或族人家庭之中發生了爭執，都要到祠堂中裁決，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質。而現在宗祠主要用來紀念先祖，展示宗族文化特色。祠堂是宗族文化在網絡傳播中的重要方面。例如，百姓宗祠網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介紹了全國各地很多宗祠的建筑風格、歷史傳承、供奉祖先等內容。
雖然宗祠是宗族文化的核心，但由于土地、資金、人口流動、經濟發展等因素，祠堂的保存和建設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網絡成為保留宗族文化的重要平臺，個人或宗族可以創建網上宗祠，在網上設計祠堂樣式，進行祭祀，捐贈，保留了祠堂一定的傳統意義。例如嚴氏網上祠堂興旺度很高，有41座墓園，祭祀次數197次，得票474票，功德箱11950福幣。族人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祭祀祖先，供奉鮮花、視頻，點歌、禮拜等。族譜是宗族的生命史。它不僅記錄著該族的來源、遷徙的軌跡，還包羅了其生息、繁衍的全過程。如果說祠堂是宗族文化的硬件設施，那族譜就是記載了一個宗族千百年傳承的文化和精神。族譜主要內容包括：姓氏起源、世系表、族規家訓、家傳、藝文著述及家譜圖像。與祠堂一樣，網上也可以建立數字家譜，包括管理家譜，了解族人足跡，還設有通訊錄、照片、家事、遺囑等內容，還能夠在網上建立宗族社交圈。
此外，雖然族譜素來與國史、方志并稱為三大歷史文獻，但是在近代的戰爭、運動中遭受了大量破壞，很多宗族的族譜信息大量遺失，而中國人“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情結，使得尋根祭祖的活動也不斷掀起熱潮。而互聯網具有信息量大、互動性強等特點，因此很多族譜網和宗親會推動了“全民齊修譜”的活動，以“眾包”的方式，修訂各宗族的族譜。除了宗族傳統的文化內容和傳播形式，宗族文化的傳播方式更加豐富，有關宗族文化的音樂創作、視頻分享大量出現，比如族歌、宗族文化專題片，成為了宗族文化新的組成部分。
二、宗族文化的網絡傳播模式
1、眾包模式：實現話語表達宗族文化在網絡上傳播之前，幾乎是沒有話語權的。關于宗族，常見的觀點是：宗族勢力死灰復燃，必須取締。家族活動已成為阻礙農村社會發展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因而在加強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對非法家族活動應予以打擊和取締。由此可見，宗族文化的傳播是備受阻撓和歧視的，而互聯網的出現給宗族文化的傳播提供了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大量反映宗族文化的內容傳遞了宗族文化中的正能量。同時，網絡時代誕生的“眾包”行為，讓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們自發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宗族文化傳播的任務，就像前文提到的修譜一樣，還有很多宗族文化的傳播都是眾人力量集合后實現的。
2、互動模式：網絡照進現實傳播的本質是“交流”，傳者與受者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受眾既是文化信息的接收者，又是文化信息的傳播者。因此，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宗族文化的傳播中，加深文化傳播的深度，使宗族文化的傳播向縱深方向發展。這種發展可以使網絡照進現實，通過在網絡上形成一定的影響力，進而影響到現實生活，推動宗族文化的產業化發展。比如，打造以祠堂為核心，以民居、民俗與民風為托體，包括參觀、旅游、觀光、休閑、購物等的產業鏈。同時，將各地舉辦的大型有影響力的“尋根訪祖”、“祭祀拜祖”的活動規范化、一體化。
3、組合模式：地域文化數字化網絡傳播打破了傳統媒體的界限。網絡上宗族文化的信息也大多是多媒體的，它融合了文字、聲音、圖像、動畫、視頻等多種形式。在傳統的族譜、繪畫、文字和評書基礎上，宗族文化出現了新的傳播形式，比如族歌、專題片等，還有像《大祠堂》這樣的電視劇都通過多種傳播形式，豐富了宗族文化的內容和傳播形式。同時，突破了狹隘的地域和時空限制，人們可以在網上自由地傳播具有本地區特色的宗族文化。
三、個人認同：宗族文化網絡傳播的內在力量
傳統社會中，宗族組織是在血緣基礎上，以宗族資產和宗族制度嚴格約束的組織。宗族的領導者是族房長，對外代表宗族，由他出面處理和官員、外族打交道的事務，并負責召集各房商議宗族事務，對族人行使教令權和懲戒權，并和宗子一起主持祭祀活動。宗族制度瓦解后，族房長這一宗族管理結構消失。后來在海外華僑中出現了宗親會，主要以聯誼為宗旨。以姓氏為主的宗親網在網上蓬勃發展，不僅有世界性的宗親網，也有地方性的宗親網。比如蘭州魏氏宗親會建立了“金城魏氏網”，成為族人聯誼信息分享和魏氏文化傳播的平臺。
網絡傳播的特點，使得嚴格的宗族組織更加松散，大多數網站、QQ、社區的會員改變了宗族以族人家庭為成員的構成原則，變得更加寬泛，只要是同一性別或同一地區的人都可以加入。這一變化將以血緣為紐帶的'一個嚴格組織變成了和俱樂部一樣比較松散的團體，少了使命感的組織形式，加上互聯網的互動和自由空間，使得宗族文化的傳播更加人性化，更容易讓人加入進去。當然，這種組織的負責人還是有著一定理想和責任感的，比如金城魏氏宗親網的負責人魏列明就希望“通過這種宗族文化的組織和傳播，加強宗族各房之間的聯系，把好的那種東西傳承下去，畢竟這也是他們祖先傳下來的文化。”在加快推進城市化建設的今天，在無數走進城市圍城的人心中仍然懷念著“鄉土中國”的文化空間。
就像梁洪生所說，“今天農民的修譜是他們的一種活法，是他們的一種文化。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就像城里人不必修譜。住在城里的人，歷來喜歡‘教育’和‘指導’鄉民們怎樣生活，動機未必不好。但恐怕應更多地想想，沒有離鄉離土的幾億人，是否應該有些自己的文化氛圍，以及他們現在為什么還需要營造這種氛圍。”因此，宗族文化的網絡傳播是個人對文化的一種需求。遠離家鄉的人們，脫離了宗族文化的環境，但是人們卻有崇敬祖先，尋求文化認同的心理需求，特別是在春節、清明節等特殊的日子。祖先依舊是一種外化的力量，加上幾千年“尋根問祖，落葉歸根”的文化，強化著人們對宗族文化的認同。這種文化認同應該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文化的集體認同，就是讓自己歸屬于一個群體，好有依托，來平衡個人的孤獨感和無力感；
另一方面是自我認同，很多人從小就受到“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教育，把個人與一個群體結合在一起，宗族成為自我認同的一種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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