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十佳青年獲獎感言
非常高興見到各位朋友。非常感謝XX河北青創會組委會給我發言的機會。這使我得以--在滿堂熟悉的笑臉里，在對對莊重的目光下，和大家這樣面對面地說話；使我得以--在這樣圓融的氣氛下，以這個正式和公開的方式向尊敬的領導、老師、寫作的前輩和同道們表達我平時不好表達的想念和關切，也使我借此向各位領導和朋友坦率地匯報我的狀態，坦白在這些年我的思考與停滯、進步與倒退。
此時此刻，這讓我想起一些我從來沒有在這么多人前公開說過的事。--這有關上個世紀末的一些文學現象,也有關一個文學青年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年代--作為在上個世紀末初登文壇的文學青年，回憶我的創作之旅，我無疑是幸運的。
盡管我很早就是省作協會員，但以前從未寫過小說。直到１９９９年７月，被一種創作的強烈沖動所驅使，我用６個月時間寫的第一篇小說《陰柔之花》在當時比較前衛的文學雙月刊--云南《大家》雜志發表，幾乎是同時，就被《小說選刊》轉載，并位列行內權威人士推選的當代最新小說排行榜。另外兩個中篇小說也連續發表在同一家雜志的頭條位置，我記得大約是初露頭角的三四個月之后，就得到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中篇小說獎。就在得到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的同時，北京有出飯商約請我談出版長篇小說，很快，三個中篇小說由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結集出版，仍采用我的第一篇小說的名字《陰柔之花》。當時，幾乎所有的北京報紙和文化刊物都登載有關的出版、評論文章。網上更是有眾多信息，紛至沓來；很多文學刊物的編輯、出版社的領導頻頻打電話約稿。后來，我得了大家紅河文學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頒獎，是余華頒獎給我，省里在為我、劉建東、李浩開了研討會，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無疑是幸運的，但幸運的同時，無疑又是倒霉的。發表特別順利，但一到出版單行本時就從來沒有順利過。因出版商急功近利的出版目的所致，把完全不同的人生閱歷，完全不同的創作觀念的四個人組成一個系列出版，只因為她們年齡相當，從文壇“冒”出來的時間差不多，只因為她們的性別，和筆下描繪的對象都是城市，都是城市女性的生活，而簡單地捆綁在一起出版。我們這四個人的系列，其中因一個人的書早一個月上市，并且馬上被禁，叢書立即殃及我們其他三個人，其余三本書被困在庫里，發出去很少。中國文壇政策風向的變化，就是這么有意思，我們的讀者心理，也是這么有意思，一夜之間，被禁的那個人，一夜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與明星無異，當即聞名。那本書一夜間在中國成為全國的暢銷書，正版書，盜版書，層出不窮。但我們其他三個人完全倒霉，出世未捷身先死。書設計的粗糙，不好，使我羞于贈人。
書雖多數被悶在庫里，但出版商早送了不少給媒體和評論界。我的感覺是，好處沒有，但評論界“美女作家”的`大帽子卻一戴一大片，我又因此被稱為“美女作家”中的一員，飽受這個沒有任何價值的，不入流的叫法的滑稽捉弄。這使我對我們的評論界，尤其是起出--“美女作家”--這樣一個毫無理論素養和文化含量的名詞，并且廣泛誤用的男性評論家們失望透頂。評論界有些人的做法令人難以尊敬，不負責的不讀，不負責的誤讀，故意的聲東擊西，故意的明知故犯，制造嘩眾取寵，使得讓社會上懂文學的嚴肅的讀者們對所謂這個“美女作家”的大帽子下罩著的一大溜作家產生反感，但卻招惹了一批本身并不喜歡文學但無聊看熱鬧的人去買，他們以為有他們想要看的那些。結果是，你期待的讀者躲遠了，你不期待的無聊之徒看了也大失所望，因為沒有他們喜歡的“黃色”。認真看的人有嗎？我清楚的記得，我的一位朋友把我的書很快翻了一遍，然后說：“我提個意見吧，你的書太素，怎么通篇沒性描寫？這樣的書成年人看沒啥意思。”惟有一些大學生的來信讓我共鳴，給我無盡的內心支援。
倒霉的事還有，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遭“非典”，幾乎又是全軍覆沒。不過，正規出版社策劃的事情比跟書商好一些，稿費給的還算對路，于是，我用這筆錢買了一架新鋼琴。
事實上，從我的《誰是我們的敵人》得了首屆茅盾散文獎，并上了《青年文學》的封面人物后，我感覺到創作的“瓶頸”出現了。與以前的狀態截然相反，在以前特別興奮的寫作階段，真的有廢寢忘食寫到眩暈的時候，而出現的新的停滯狀態與其說是歷時性的，不如說是空間性的，也就是說，并不是有時間寫和沒時間寫的問題，上午寫還是下午寫的問題，而是在這里寫和那里寫的問題，而且，無論在這里還是在那里，想寫和想說的欲望都下降。這是寫作人遭遇的共性嗎？這個問題曾相當苦惱，為此，我想了各種辦法，也曾大批買書，長時間大量的閱讀，甚至虛心接受批評家的指教，并和中國的學術界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接觸，希望改變思維的慣性，注入新的活力。這種認真讀書的苦功，給我很大的知識增量，但對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卻不僅沒有讓你的想象力增量，反而不對勁了。于是，我把書放下。我坦率地說出這個事實，是想在這里和大家共同探討。讀書讀得出學者，讀書是讀不出小說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說出這個事實，似乎有點反動，但這個像走路應走人行橫道一樣的大實話，大白話，換言之，生活是我師。一個沒有生活滋養的人，怎么能逸出藝術來？我意識到，不是我的寫作出了問題，是我的生活沒有了后援。小說關乎人的情感，而我的生活是偏過于理性了。
我想到，我記得周恩來總理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首詩、一副上下句。詩是那首細膩的“櫻花紅陌上，柳樹綠池邊，燕子聲聲里，相思又一年”。上下句是“與有肝膽人共事，于無字處讀書”。在座的各位都是作家，在各位行家面前講這些也許會惹你們發笑，但在這方面，我是經歷了曲折的內心歷程才有這樣的心得--“于無字處讀書”，也許這對你們不新鮮，但當我意識到沒有生活的積累和營養，我的心幾乎是空心的，失血的，無知無覺的，我不僅失去的是創作本身（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命定的作家），最致命的是失去了生命的光彩，熱愛生活的欲望。我發現了：這哪里是我的“瓶頸”呢，簡直是就我的“癌癥”。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我的心情異常沮喪，非常抑郁，極少出現在作家圈子里，有時候除了上班，完全閉關在家。沒有精神，沒有力氣，但去醫院也查不出任何病，精神和身體全部是“亞健康”狀態。其實這是一種比較嚴重的“病癥”了，只是別人看不出來。缺席，離開人群，出現完全處于被動，這種情形造成了所謂的對我的“神秘”或不明就里的猜測，但是，大家在我的臉上無法知道我內心發生的這一切。我希望自己慢慢恢復，慢慢自愈，并且我越來越覺得不能再包裹自己，需要主動拯救自己。在大量的讀書不奏效后，這些在家里擺得隨處可見的書，成了我的一個很大的困擾，于是，我決定把它們暫時搬離我的視線--讓搬家公司把所有的書搬走，另外存放。這種失血的牢籠式的生活，沒有別的辦法，當確認自己沒有能力從內心真正改變后，我開始了空間上的逃離。對于一個年輕女性來說，我開始了行萬里路的生活。在這近三兩年間，我放棄了文字的狂歡，開始了另一種樣式的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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