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進人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新常態反映在農業領域,即農業發展速度的變化、動力的轉化和結構的優化,最根本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這就要求農業領域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繼續夯實農業穩定發展的基礎,農業新常態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發展方式的切實轉變是建設兩型社會的必然選擇,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作為農業大省,湖北省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實現農產品有效供給的責任,因此,分析湖北省農業增長方式從增加要素投入到通過效率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農業經濟研究一直是國內眾多學者的一項重要課題。冉杰等□運用DEA法和曼奎斯特生產效率指數對中國西部農業生產效率進行了總體效率分析、規模狀況分析和生產力指數分折;倪冰莉等[2]應用DEA法對中國中部六省1990-2008年的農業生產效率變化進行了分析;王爽英等[3]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選擇可反映湖南省農業發展現狀的8個指標,并借助DPS數據處理系統對湖南省地市進行了研究;黃利軍等w采用DEA方法對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效率進行分析,探討了10年來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效率;錢麗等運用3個DEA模型對安教省17個地市2004-2008年農業生產效率進行了實證研究分析;涂俊等[6]運用DEA、Tobit兩步法對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業創新系統效率以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比較;賀正楚等[7]運用層次聚類、混合聚類方法對湖南省市州“兩型社會”區域農業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以及提出了備選方案。綜上所述,各學者對農業經濟效率的分析大部分是基于區域進行研究以及關注投入產出效率值并對其進行排序,但都未能對單個決策單元進行深入探討,對湖北省各地市農業經濟效率的評價還未見于相關文獻。本研究基于構建DEA投人與產出模型、Malmquist指數法對2008-2012年湖北省13個地市的農業經濟效率進行測算評價,分析了湖北省各地市農業生產效率的內部差異及原因,提出了最優生產可能性邊界,從而提出改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根本方法,以優化農業資源配置,促進其高效穩步發展。
1研究方法
數據包絡方法(Decisionmakingunit,DMU)是由美國著名運籌學家Chames等[8]在1978年以“相對有效性”概念為基礎創立的,用于研究多投人與多產出對象的規模有效性和技術有效性的一種線性規劃模型。此后,Banker等[9]構建了C2R模型。
把每一個省看作一個生產決策單位,運用Fare等改造的DEA方法來構造每一個時期中部各省的生產最佳前沿面。把每一個省的生產同最佳實踐前沿進行比較,從而對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進行測度。
Malmquist模型用于處理面板數據,是一種生產前沿方法。Malmquist生產率變化指數是Caves等[11]在Malmquist數量指數與Shepherd距離函數概念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用于測量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專門指數。Fare等?運用生產函數法,并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把7TP(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技術效率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在規模報酬可變的假設下;技術效率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2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依據農業生產系統多輸入、多輸出的特點,農業投人產出的特征以及評價指標的可量化性、可靠性、可得性原則選取了能夠反映湖北省13個市(自治州)農業生產效率整體情況的投人、產出指標。選取4個投入指標和2個產出指標作為研究湖北省農業經濟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力求客觀公正地反映整個農業生產系統的效率。投人指標包括農牧漁業的勞動力(不)、農作物總播種面積(Z2)、農業機械總動力(X3)、農用化肥施用量(Z4),分別可以反映人力資本投入、土地要素投人、技術投人;產出指標包括農林牧漁業總產值(F0、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cr2),可以反映在農業經濟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指標數據均來源于2008-2012年〈〈湖北省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3綜合效率分析
運用Deap2.1軟件對湖北省13個地市的農業投人產出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到農業生產綜合效率及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的數值。從綜合技術效率及其構成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的平均值來看,三者的變化具有同步性,均值在0.8~0.9間波動變化且有遞減趨勢,說明湖北省農業生產不穩定,且地區差異顯著;有3個地市達到DEA有效,5個地市處于規模效益遞增階段,即這些地市農業生產規模效益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調整投入會使規模效益增加,農業再投資效益比較高。規模效益遞減地市由2008年的3個增加至2012年的5個,具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和投資價值。純技術效率的均值基本上大于規模效率的均值,且純技術效率處于有效以及遞增的地市有10個,占總數的77%,說明純技術效率對綜合效率的貢獻更大,湖北省農業發展向技術導向型轉移。
2008-2012年,武漢、黃石、鄂州等三地市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均為DEA有效,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值均為1,表示農業生產要素投人配置效率最優,順應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在既有制度和管理水平下,農業效益達到了最大化,現有規模和最優生產規模沒有差異,處于規模收益不變的狀態,即擴大一定比例的農業投人,相應地產出也會同比例增加。
2008-2009年,荊州市處于DEA有效狀態,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處于有效狀態,且重視技術的發展。隨著農業技術的.穩步發展,技術的有效利用和既有規模相互匹配,實現了農業收益的最大化。2010-2012年,荊州市綜合生產效率從0.779遞減為0.568,綜合效率位居湖北省各地市倒數第二,隨著規模效率的急劇降低而降低并有加速現象,規模效益也由不變轉為遞減狀態。十堰市與荊州市農業發展戰略相反,忽視技術,重視規模的簡單擴大,近幾年均處于DEA無效狀態,綜合效率位居湖北省末端。綜合效率的提高更多依靠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業技術很薄弱。
2008-2011年,咸寧、隨州等地市綜合效率值為0.8及以上水平,屬于湖北省農業生產綜合效率較高地市,至2012年,兩地市綜合效率存在下降趨勢。此外,兩地市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增加一定比例的投人可以帶來一定比例或者更多的經濟效益。同時,規模效率值均高于純技術效率值,表明規模效益遞增是依靠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業技術有效發揮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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