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執行困難，盡管新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進行了較大的修改，但在實踐中這一強制措施與修改前基本上沒多大變化，反而面臨不少困境與尷尬。本文認為明確“住處”和“指定居所”的范圍，并根據案件情況及被執行人社會危險性作出區分；普遍采用“電子手銬”； 嚴格監視居住適用條件，加強法律監督，無疑能使監視居住面臨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關鍵詞 監視居住 破解進路 電子手銬
作者簡介：秦俊才，重慶市璧山區公安局。
單從法律規定上來看，監視居住也是比取保候審更為嚴厲的一種強制措施，對犯罪嫌疑人的限制約束也更大，因此，將二者的適用條件進行區分也更科學合理。然而，根據筆者所了解的情況來看，新的刑事訴訟法實施近兩年時間來，監視居住這種強制措施在實踐中與修改前基本上沒有任何變化。不但沒有達到最初的立法預期效果，反而在實踐中面臨不少困境與尷尬。
一、監視居住的現實困境
（一）“固定住處”和“指定的居所”的空間范圍在實踐中理解混亂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可以看出，根據執行場所的不同，監視居住可以分為“固定住處監視居住”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前者是原則，后者是補充。但是，即使有了這樣的規定，在實踐中，關于監視居住的“固定住處”和“指定的居所”的理解和適用仍存在著混亂的現象。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被監視居住人“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這里“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既包括“固定住處”，也包括“指定的居所”。但“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的具體空間范圍該有多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并沒有明確。如果將“指定的居所”與“固定住處”僅僅限定為被監視居住人居住的房屋或院落，尤其是在指定的居所不具備炊飲條件或獨立的衛生間，被監視居住人不得不在外面吃飯或出去上廁所的情況下，就有可能使得監視居住演化為變相羈押，從而會侵犯被監視居住人的合法權益；但如果將“固定住處”和“指定的居所”的空間范圍理解得過大，一則不便監管，二則起不到監視居住的作用，造成對監視居住人放任自流，從而導致監視居住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出現混亂局面。
（二）執行難是監視居住最大的現實困境
無論是“固定住處監視居住”還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具體執行中都面臨一定困難。“固定住處監視居住”在實踐中面臨的問題：其一，可能導致控制的擴大及權利的侵犯。從理論上說，監視居住執行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而，只應監視被執行人。而中國以家庭為中心、家人共同居住生活的現狀，加之實踐中囿于技術化程度較低，多采用人工監視的方式執行，往往出現通過監視一家人來監視一個人的困境，從而導致控制的擴大，損害共同居住人的隱私和正常生活；其二，執行不便，效果不理想。一方面，雖然立法要求被監視居住人未經批準不得會客或通信，但是在一起生活的被執行人和其共同居住人的通信、會客很難做到明確區分，執行機關也難以做到恰當審查。另一方面，盡管被監視居住人的社會危險性通常不大，但如果嚴格執行，仍需要24小時不間斷地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監視”，這樣就會大大增加執行機關的工作負擔，執行機關妥當、有效執行監視居住就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偵查機關的執行工作往往開展不便、效果不理想。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執行中的困難：首先是執行場所難以確定。監視居住作為一項強制措施，其本意應為保障偵查活動的順利開展而適用。然而，在實踐中，監視居住有時被當做一種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懲罰手段使用，異化為“變相羈押”，從而造成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侵害。為了防止執行機關變相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障被監視居住人的合法權利不受侵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明確規定監視居住“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一百一十條進一步明確規定，“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監獄等羈押、監管場所以及留置室、訊問室等專門的辦案場所、辦公區域執行”，同時，公安機關也不得建立專門的監視居住場所。
（三）可能被濫用，輕縱犯罪
由于執行難，被決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實踐中基本處于沒人管、沒人問的狀態，換句話說，被監視居住人事實上基本沒受到任何約束。本來按照法律設置此制度的初衷，監視居住應當是一種僅次于逮捕而遠遠嚴厲于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
而筆者之所以說監視居住“可能被濫用，輕縱犯罪”，除了監視居住實際執行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起不到應有的約束作用外，還在于新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一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的，監視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據此，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人不但在執行中基本沒有受到什么約束，而且還可以折抵刑期。監視居住“可能被濫用，輕縱犯罪”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新《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了，“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可以決定監視居住。至于什么叫“案件的特殊情況”？哪些情形屬于“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判斷標準是什么？法律對此并沒有明確規定，賦予了決定機關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換言之，這個條件完全是個“軟條件”，為辦“人情案、關系案”大開方便之門，從而輕縱犯罪。
二、監視居住的破解進路
盡管學界對于監視居住制度，長期以來就存在著“廢除論”與“保留論”的理論爭鳴，但筆者的基本觀點是：既然新刑事訴訟法選擇了保留這一制度，再去做這樣的理論爭鳴于實務操作而言沒有任何意義，當務之急便是：如何用好這一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達到法律設置這一制度的初衷，或最大限度地防止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出現紕漏？ 應當說，作為取保候審與逮捕這兩種強制措施之間的一種過渡，監視居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上文分析監視居住所面臨的困境，最根本的一點在于執行環節難以操作，所以才導致監視居住在實務中出現兩種極端：要么過于機械嚴格，出現侵犯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情況；要么對被執行人不聞不問、放任自流，使得監視居住措施在實踐中形同虛設。針對上文提出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應對解決：
（一）明確“住處”和“指定居所”的范圍，并根據案件情況及被執行人社會危險性作出區分
由于監視居住本質上是一種限制而非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其要義在于將被執行人的活動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以便于偵查取證及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因此，執行中應以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為前提，以防止變相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限度，明確“指定居所”及“住處”的范圍，允許其有一定的活動空間，而不能簡單地將“住處”和“指定居所”等同于被執行人的房屋或某一封閉的空間。同時，應根據被監視居住人的社會危險性的不同及案件的不同情況，對允許被監視居住人的活動空間和范圍做出區分。
（二）普遍采用“電子手銬”，解放警力，解決執行難
上文指出，監視居住的要義在于限定被監視居住人的活動范圍，而實踐中的苦惱在于，不可能派出專門警力對被監視居住人進行24小時全天候的監視。但不這樣的話，被監視居住人又會到處亂走，從而達不到監視居住的效果。新的刑事訴訟法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法律支撐：第七十六條規定，“執行機關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對其遵守監視居住規定的情況進行監督；”電子監控的具體方式有很多，但電子手銬毫無疑問屬于電子監控的一種。筆者之所以主張普遍采用電子手銬來執行監視居住，原因在于電子手銬自身的優勢：它裝有GPS+LBS定位系統，具有拆卸自動報警，防水，定時定位、即時定位，電子柵欄，低電報警等功能，攜帶相對簡單方便。除了防止被執行人“干擾證人作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外，筆者認為，監視居住最主要的目的或功能，便是不讓被監視居住人到處亂走，以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指派專門的警來對被執行人進進長時間的盯防，顯然成本太高！而電子手銬則可以達到24小時有效監控的效果。并且，一副電子手銬相對于一個警力而言，成本也低得多。最重要的是，被監視居住人一旦帶上電子手銬，無論對于其本人還是對于其他人都能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為此，筆者強烈建議國家統一推廣采用電子手銬，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監視居住的執行難問題，也才能讓監視居住制度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只要監視居住的執行難問題得解決，其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三）嚴格監視居住適用條件，加強法律監督，防止人為操作
針對新《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第四項的規定，為防止人為操作，輕縱罪犯，一是公安法制部門在審核把關的時候，要嚴格標準，對于什么是“案件的特殊情況”？哪些情形屬于“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判斷標準是什么，等問題，明確證據規則與標準，必要時由司法解釋或公安部以內部規定的形式加以明確；二是由檢察院對公安辦案加強法律監督，對于明顯有問題的監視居住進行法律審查，從外部對公安執法進行監督。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監視居住作為整個刑事訴訟的一個環節，檢察院作為法定的法律監督機關，理所當然應對監視居住的決定及執行進行監督。此外，《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第四款還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而對于具體的監督程序、監督手段、監督保障等，尚需未來的司法解釋進一步加以明確。
三、結語
監視居住制度是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的一個重要強制措施，如果充分發揮其功能，必將對保證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刑事訴訟法對原監視居住措施進行“大手筆”修改的初衷。但由于技術上的原因，刑事訴訟法沒有（也不可能）對監視居住在實踐中如何具體執行作出詳盡地規定，這就使得這一制度在實務操作中大打折扣。其實，監視居住制度在實踐中所有的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執行難”的問題。打破傳統執行模式，在法律支撐的框架內，普遍采取“電子手銬”這種技術手段，不但可以大大降低執法成本，而且能夠較為圓滿地達到刑事訴訟法設置這一制度的初衷，從而使這一制度不再被“虛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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