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學技術論視野中，視點（內部視點和外部視點）與方法（規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對科學概念的不同認知進路和認知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種不同的科學認知腳本，并組成一個關于科學的認知矩陣。認知矩陣刻畫了科學概念的四種認知進路與三次轉向，隨著科學概念的延伸，現代科學及其知識與權力有內在相關性，并且是一個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

關鍵詞：科學概念；視點；方法；認知轉向

Abstract: Based on S&T studies, perspective (inside perspective & outsid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descriptive method & normative method) are different cognitive routes and methods of conception of science. We found four different cognitive scripts of science and form a cognitive matrix of science. The matrix describes four cognitive routes and three turns. with extending of conception of science, modern science and its knowledge are internal relativity with force, and can be regard as a process of social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Key words: conception of science; perspecitve; method; cognitive turn

　　現代科學越來越呈現出了兩種相互背離的發展趨勢。一種是擴展的趨勢，即科學在發展中不斷地融入技術，使科學-技術成為難以拆分的整體。更進一步說，通過技術，科學融入到了經濟、乃至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家角落。另一種趨勢是，隨著學科分化的加速，科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逐漸被收縮到了一個十分狹窄的領域。有時除了少數同行外，人們甚至根本弄不懂這些科學家們在做什么，在說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這兩種趨向盡管表現得十分清晰，現實中卻還是被扭結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因素介入了人們對“科學”的認知活動中，起到了一個良好的緩沖和轉譯作用。現代科學因此從神壇上走下來，成為一項公共性事業；現代科學概念發生了變遷，從自然科學領域擴展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即科學包含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的普適性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現代科學不得不在普適性和地方性之間謀求平衡。也就是說，對科學概念的認知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

1 認知進路和方式之爭：視點與方法

　　既往的科學認知研究中，對科學概念的爭議最為紛雜。以庫恩為界，考察庫恩前后關于科學概念的認知過程，爭議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學知識的視點（內部視點和外部視點）與考察科學的方法（規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間。視點，借用幾何學的透視概念，指的是基于某個立場來看待對象的整體。基于知識看待科學的整體，是內部視點；反之，基于社會文化環境看待科學的整體，是外部視點。

　　正統科學的代表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雖然在很多觀點上針鋒相對，但它們共享著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們都是站在科學及其知識的角度來透視整座科學大廈，并竭力維護正統科學的形象。它們都認為，在觀察與理論之間存在相當深刻的差別，知識的增長大體上是積累性的，科學是一個相當緊密的演繹結構并且具有整體性，發現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區別。[2]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非常關注“科學邏輯”，命題、邏輯、理性和方法論等視主題，科學僅僅與經驗、方法、邏輯有關；而權力、利益、心理、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學史研究在科學認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傳統主導地位的內史（專門史）研究在科學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會文化史）開始盛行。早在20世紀30年代默頓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就出現了內史向外史的視點轉換：從社會文化視考察科學的社會建制。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考察了科學史，但他并不是從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內史，而是從科學的社會文化史（即外史）角度進行考察，并且附帶著對科學知識的生成和辯護的考察。庫恩把對科學考察的視點完整地從內部切換到外部，力圖表明科學（知識內容）就是科學的歷史（社會文化史），科學史就是科學社會學，也是認識論。也就是說科學哲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是一回事。[3]

　　科學的社會研究在庫恩之后相繼發生了兩次視點轉換，連同默頓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會建構論大力發揚了庫恩的觀點，它批判了傳統科學觀不對稱之癥結，并提出了“強綱領”的解決方案，“強綱領”直接面對科學知識的內容，認為科學事實是由社會因素建構而成的，這是一種純外部視點的策略。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研究出現了新的轉向，它以“反身性”為特征，認為“強綱領”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無法證明用“社會”的因素來解釋科學知識究竟是否充分。這個階段的社會研究無論對“科學”還是“社會”均采取了相對主義的立場，巴黎學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視點轉換，拉圖爾等人的研究促使“內部”和“外部”相互連接起來，并進入了技術-工程研究領域，如電動車案例。[5]

　　規范性認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學的主旋律。本體論思想，從古希臘開始延續兩千多年，不停地追問事物“（應該）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質主義、基礎主義，追求真理、追求先驗、追求實在，并力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即便是轉向認識論后，規范認識論仍然是西方認識論的主旋律。近代科學以降，笛卡爾、弗雷格、羅素、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無一不是在確定的理性預設基礎上開始規范性的認識論考察。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把科學看作是一組抽象的命題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論教條，科學是既成的知識。默頓的功能主義科學社會學也同樣堅守自然科學的知識內容和社會文化環境相分離的原則。因此，傳統規范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主張是一種“預設主義”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圖式，它們實際上是在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理性主義、實在主義等問題上對科學進行規范性認知方法，強調科學“應該是什么”，強調科學真理與規范，并力圖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出界限。

　　這種帶有理想化的規范性認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學”，是一種“事后辯護”的策略；然而對于“創制中的科學”[6]，即正在進行中的科學活動，規范性認知方法除了給予人們誤導之外是無能為力的。此外，當人們試著打開科學生成的“黑箱”時，規范性認知方法再也無法對科學史和科學實踐做出恰當的解釋，科學的合理性危機出現了。因此，庫恩認為發現的情景與辯護的情景相分離是不恰當的，[7]因為要想歷史地、動態地考察科學，就必須考查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學的生成和辯護。只要發現的情景與辯護的情景統一，對科學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規范性認知方法圖式必然被拋棄，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認知方法。

　　庫恩之后幾十年的科學的社會研究和科學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學認知的方法論立場超越了傳統科學哲學方法論的束縛，從“內部”走向“外部”，從“規范”走向“描述”，從“狹義的科學認知研究”走向“廣義的科學認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