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標準問題是翻譯理論的核心問題，也是一個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問題。縱觀中外翻譯史，上下三千年，各家各派，紛紜拿斗，標準之名目，可謂繁矣，標準之論述，可謂廣矣，然而能集百家之言，折衷其間，徹底、系統(tǒng)地解決這個問題者，還從未有過。近年來翻譯理論界種種觀點層見疊出，海內海外的中國學者都在醞釀創(chuàng)建中國式的翻譯理論體系或云翻譯學，這實在是-件大好事。然而翻譯標準既然是翻譯理論的核心問題，若不先行解決，則翻譯學的建立就大成問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筆者將多年來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簡述如下，權作引玉之磚。

1．翻譯標準難題何以久攻不克?

　　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于我們思維方法上的單向性或定向性。我們習慣于形式邏輯推理，習慣于認為一件事物不是A就是B，習慣于說：道路只有一條，答案只有一個，等等。對"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易·系辭》)的古訓，人們常作片面理解，即只看重"一致""同歸"處，對"百慮"’殊途"則斥為異端，所以一接觸到實際問題，往往不知不覺地沿用了單向思維方式。無怪乎幾千年來，不少譯家總是挖空心思地要尋出一條絕對實用的翻譯標準來，雖尋而不得，仍苦尋不止，因為他們認定必有這條標準在，只不過是現(xiàn)在研究得還不夠深不夠透，未發(fā)現(xiàn)它而已。可是如果用逆向思維方式或立體思維方式想一想，假如天下本來就沒有這么一條標準，你尋得出來么?而被問者自然也可以反問：何以見得一定無這條標準呢?本文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從立體思維方式說起，

2．何謂立體思維方式?

　　我所謂的立體思維方式與一般人所說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思維方式大體上一樣，所不同者，是要強調思維的空間性并暗示思維主體者的作用。

　　在我看來，其他任何一種方式(包括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都有各自的優(yōu)點，而往往又是這些優(yōu)點在不同的場合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缺點。就單向思維而言，其優(yōu)點就在于其單向性。人類思維若不借助于這種單向性，就無法切實地把握這個世界：因為人的認識非得有一個最初的出發(fā)點不可，經(jīng)由

　　這個點，構成認識線，再由線構成認識面。人類認識一直是囿于線性認識范圍內，具有單向定義性、定勢性特點，很少超越它；如能達到面的認識能力，就很不簡單了(難怪我們經(jīng)常呼吁要考慮全面，把考慮全面作為一種理想，正意味著我們很難進行全面地思考)。但即使我們達到了面的認識能力，也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真正理想的認識方法是立體的、多維的或全方位的認識方法。簡單說來，我們在考察對象時，有動態(tài)法和靜態(tài)法。

　　我們可以讓考察對象固定，而認識主體環(huán)繞它進行任意考察(動態(tài))，也可以讓認識主體固定，而對象環(huán)繞主體接受考察(靜態(tài))；在某種場合，認識主體可以用意念進入被考察對象的核心向其作由里往外的立體性輻射考察，或相反，考察對象被置于認識主體的立體認識模中心，由認識主體對其進行由外到內的立體透視性考察。

　　當我們具體考察一個對象時，我們假定它是一個置于空間的靜止原點，我們可以在它的周圍空間的任何一個點來考察它，而由于其背景不同，在任何一點上的考察結果都會不同于任何別的一點上的考察結果。所以在考察者心中，這個原點所代表的可以是無窮個別的什么東西，而不只是一個。同理，假如我們把認識主體(我)看成一個置于空間的靜止原點，又假設這個原點是可以同時向任何方向進行觀察的眼睛的話，那么其觀察結果和我們平時只從一個方向看出去(我們的視幅只局限在雙眼前方)所得結果將是多么令人驚赫的不同，這宛如是一種全息式觀照。換句話說，一個事物可以是Al可以是B，可以既是A又是B，還可以同時是c，d，e……等等，這全取決于我們所處的觀察點。正是從這種思維方式出發(fā)，我們可以推論出--

3．具體翻譯標準不可能只有一個

　　把一部譯作放在觀察點上(空間)，一百個讀者會產生’百種印象，因為該譯作的價值并不僅僅依該譯作所謂的固定價值而定，而常常倒依欣賞者本身的文化素養(yǎng)、審美心理、及其他功利性目的等等而定。所以譯作的價值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所以是相對的，是因為其價值的實現(xiàn)依賴于價值接收者(欣賞者)，而價值接收者的判斷標準是因人而異的，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歷代譯家認識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們老是下意識地追求唯一的、萬能的、可以判斷一切譯作價值并指導翻譯實踐的終極性實用標準，須知這種標準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所以折騰了兩、三千年，從來就沒有結果。但是沒有這種絕對標準不等于說沒有任何標準。恰恰相反，我認為能夠用以指導翻譯實踐并判斷譯作價值的具體標準不但有，而且不止一個，即是有若干個，我把這種情形稱作--

4．翻譯標準多元化

　　翻譯標準多元化并不是翻譯標準全元化(無數(shù)個標準)，也不是翻譯標準虛無化，而是追求無限中的有限性。如果依立體思維方式來看，翻譯標準在理論上似乎是無窮無盡的。無窮無盡的翻譯標準將意味著沒有標準。但是我們要記住，我們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提出立體思維方式只意味著我們應盡可能開拓我們的思維空間，提高我們的思維能力，并不是說我們能完全作做到這一點如果說我們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們對翻譯標準的認識當然也是有限的。換句話說，我們認識能力、認識范圍的有限性實際上已經(jīng)發(fā)地規(guī)定了我們在選擇認識對象卜的有限性，所以根本不用杞人憂天似地擔心有無窮個翻譯標準暴風驟雨般落到我們面前，令人一籌莫展。恰恰相反，認識主體自會根據(jù)其需要來容納相應的標準。歷史已經(jīng)證明是如此，也還會證明將如此。翻譯標準多元化指的是多而有限，而不是多而無節(jié)，它意味著我們應該以一種寬容的態(tài)度承認若干個標準的共時性存在，并認識到它們是一個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互相補充的標準系統(tǒng)。有人或許會問：翻譯標準多了，會不會是無政府主義，會不會亂套呢?問這種話的人不明白(1)翻譯標準的多元性是一個客觀現(xiàn)實，并不是我們憑空拋出來強加在譯者和讀者頭上的。古今中外的譯者在翻譯時，從來都沒有按照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古今中外的讀者在閱讀譯作時，也從來沒有按照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而翻譯業(yè)照樣在發(fā)展壯大，且越來越進步。如果說缺乏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會亂套的話，那早就亂了幾千年了，無需我們現(xiàn)在再去打亂它，更無需我們現(xiàn)在突然要強迫給它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2)翻譯標準并非是某個翻譯家隨心所欲地規(guī)定出來的，而是譯者、讀者間長期以來的某種默契的結果，翻譯家往往是發(fā)現(xiàn)了一些標準可以滿足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特殊要求，而不是純粹主觀地發(fā)明了這些標準，從而強加在讀者身上。怕亂套的人是把自己想象成了救世主，以為自己個定出一條金科玉律，翻譯業(yè)從此就發(fā)發(fā)乎危哉，寸步難行了；這種人忘掉了翻譯業(yè)已存在了幾千年，并無一條定規(guī)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問題；(3)假如翻譯是一種藝術，則自然遵從藝術發(fā)展的規(guī)律，試問藝術上有一條永恒不變的法規(guī)或價值判斷標準么?假如翻譯是科學，則翻譯自然應遵從科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試問科學上的原則或標準是我們隨意地規(guī)定出來的么?所以提出翻譯標準多元化這個概念，不過是總結了幾千年有關翻譯標準的理論，主張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承認翻譯上存在著具體的并行不悖的多個標準這個客觀現(xiàn)實而已。那么，翻譯是否就真的沒有任何統(tǒng)一性呢?從純理論上說來，既然"一致百慮，同歸而殊途"，就當然存在著一個"同歸"、"一致"之處，這個處所就是原作。 5．翻譯的絕對標準就是原作本身從以上的推論，我們已經(jīng)確定，翻譯沒有絕對實用的標準。但是，人類在本性上絕不甘心于這種狀態(tài)，他一定會發(fā)揮思維主體者的能動作用，盡力設法就他所處的具體環(huán)境作出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他認為最妥當?shù)氖?-非判斷，否則，他就會茫然無所歸；因為要感受到世界的運動性，首先要把自己置于一個相對靜止的位置上才行，人類的單向性思維就有這種穩(wěn)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人類文化系統(tǒng)本身也會提供一個較為固定的認識坐標系統(tǒng)供人類使用，人類將因此比較方便地在這個坐標圖上看到人自己逐步規(guī)定的、后來便習以為常的正極與負極。為了滿足人們這種主觀需要，同時也為了理論建構本身的需要理論要獲得展開，就需要一個邏輯出發(fā)點--我們可以把原作規(guī)定為翻譯的絕對標準。但要注意，這和前面提到的絕對標準有本質的區(qū)別：前者是絕對意義上的絕對標準,后者只是相對意義上的絕對標準。一切譯作總根于原作，這點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故把原作規(guī)定為絕對標準，可以滿足一部分人渴求絕對標準的欲望，舍此之外，確實不可能找到’-個更有資格的絕對標準。但是，問題的關鍵卻在于，在翻譯上，這個絕對標準，是個永遠達不到的標準，因為達到它，就意味著根本不翻譯一個字。如果把這個根本達不到的標準作為翻譯的價值尺度顯然是不實用的。然而沒有這一個標準也不行，因為其他標準實際上和它有內在聯(lián)系。只是要記住，它的實際用途是極其有限的，等于虛設。正是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的譯家們提出的種種標準，往往和這個絕對標準一樣暴露出其空洞性。以所謂"忠實標準"而論，這幾乎是翻譯界人士的口頭禪，中國人這么說，外國人也這么說，似乎譯作可以忠實于原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這種說法的空洞荒唐性與上述絕對標準一樣。首先，"忠實"這個概念對許多提倡"忠實"標準的人來說是個模糊概念：譯作究竟忠實于原作的哪些方面?是語音、語義、句法結構都忠實，還是僅指其中一項或二項?若非三項全忠實，則明明有背原作又如何算"忠實"?若明明不忠實，又偏要使用"忠實"這個概念作標準，豈不是打腫臉充胖子，既欺人又欺己?而三項全忠實，又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那樣等于不譯，原文照搬，忠實與否便失去了意義。而實際上，只要從事翻譯的人都知道，豈但一篇文章不可能完全忠實，就是一段、一句，甚至一個詞，要在各方面與原作相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忠實"的提法不過是如撈井中之月，如摘鏡中之花，根本就辦不到的。提出這種概念的人心里明白，自己的概念并不是要求絕對忠實；聽這些概念的人也不至于愚蠢到拘泥于字面上的含義，要求絕對的"忠實"，而是暗中打了折扣。也許有人會說，"忠實"之類的說法雖然不妥，但它通俗易懂，人們不知不覺中會作正確的理解，也就可以沿用下來，不必另鑄新詞了。鄙意不然。目前翻譯界不少人都在呼吁建立翻譯學，既要成一門"學"，則首要工作當須在澄清概念上下功夫。因為理論上的許多分歧，往往都是由于概念上內涵、外延界定不周而引起的。如"忠實"這種漂亮提法，既屬荒謬，還何必眷戀它?假如找-個與實際情形相當?shù)淖盅蹃肀硎荆藗円豢淳投瑹o須繞著彎兒，打著折扣來理解它，豈不快哉?為此，我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