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學教育中，一說到審美教育，人們就會聯(lián)想到音樂、美術(shù)課程，其實，語文和審美教育，尤其是語文課程中文學教學和審美教育有著不解之緣。
我認為：語文教學，是對青少年學生進行美的教育的重要的環(huán)節(jié)。語文教師，應當成為培養(yǎng)學生具有健康的審美感情和高尚情操的美育工作者。
語文課程中有許多文學作品。文學可以是某種政治思想和傾向的傳者，但文學首先必須是文學。否則，文學作品就成了某一抽象的政治概念的演繹，成了缺乏生氣的，沒有血肉的冰冷的“論文”，死的圖式或比喻，而不是表現(xiàn)現(xiàn)實的活生生的鏡子。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講文學當然要將語言，但決不能因此而離開作品本身的剖析，孤立地講字詞句。否則，將變成枯燥的說教，乏味的條條，支離破碎的知識。
就現(xiàn)代中學生而言，我感到他們對文學懂得太少了。拿一篇他們學過作品，讓他們分析，他們就背書似的講開了，一時代背景，二主題思想，三段落大意，四寫作特色------，問他們有何藝術(shù)上的感受呢？不清楚，理由是老師沒講過！我并不反對這樣“一、二、三、四”，問題是這個“一、二、三、四”成了一個“套數(shù)”、“模式”，這樣就把文學作品的味道和獨創(chuàng)性抹煞了。
文學是感情的領(lǐng)域。文學只所以美，主要就在“情”字上，凈化人的感情，培養(yǎng)人的情趣，陶冶人的性靈，美化人的靈魂和情操，這些應是文學作為美的教育可以達到的基本方面。
文學的功能，主要是憑借界藝術(shù)形象以情感人，文學的美，滲透于它獨具的“詩意動情力”之中。文學“增人感”，也能“啟人思”。優(yōu)秀文學作品對人生總有新觀察，新的體驗，新的發(fā)現(xiàn)，然而這一切是由“增人感”來實現(xiàn)的。而我們的文學教學中，重在說“理”，很少言“情‘，甚至“情”“理”分家，有“理”無“情”。殊不知，不言“情”，不能觸及人的感情世界，是無以談文學的，也就不可能通過文學對學生進行美感教育的。
看來，文學的美感教育，應當是通過藝術(shù)欣賞的途徑，教人鑒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喜，什么是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什么是和諧，什么是矯揉。
因此，語言文學教學，應該把提高學生的藝術(shù)欣賞能力放在重要位置，我以為，要達到著一目的，應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要把學生帶進作品的藝術(shù)境界里去。
藝術(shù)欣賞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活動。讀者通過藝術(shù)欣賞，在思想感情上和作者得到交流，發(fā)生共鳴，使作者所提供的藝術(shù)形象，得到補充和發(fā)展。宋朝著名山水畫家郭熙很講究意境，要求畫中的山水使人覺得它是可行的，可望的，可游的，可居的。但繪畫創(chuàng)造的是視覺形象，而文學是語言藝術(shù)，它需要通過語言的媒介來創(chuàng)造形象的。為此，語文教師講作品就得通過語言的分析，設(shè)身處地，甚至“夢魂神游”地把作者所構(gòu)想的形象，意境再現(xiàn)出來，使學生宛如身臨其境，參加到作品所寫的生活中去。
只有這樣，學生才能不僅從思想上、理智上，而且主要從感情上、情緒上接受作者借作品所體現(xiàn)的審美感情，形成自己有血有肉的`美丑、邪正、是非、得失的觀念。
詩貴意境。意與境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境下有意，意中有境。講詩的意境，就應當首先找到展開意境的思路或線索，讓學生循著這條線索，一步一步走進詩的境界中去。比如杜甫《石壕吏》中說：“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看來這里的“聽”字，是構(gòu)成全篇的線索，可以讓學生具體地感受到老嫗的悲苦、憤激，領(lǐng)會作者同情人民、指斥小吏的愛憎感情，得到美感教育。 對于敘事性文藝作品，應當引導學生從作品展開的鮮明、真實的生活畫面中，抓細節(jié)、抓矛盾、抓人物，讓學生腦中浮現(xiàn)出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從而引起學生和作品中人物思想情緒上的共鳴，關(guān)心人物的命運，愛作者所愛，憎作者所憎。魯迅在《故鄉(xiāng)》里塑造閏土這個淳樸善良而又辛苦麻木的農(nóng)民形象，主要通過回憶中和眼前的閏土的截然不同的神態(tài)和語言，以及“母親”的補充和“我”的感想，激起讀者對農(nóng)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反動統(tǒng)治的滿腔仇恨。因此，講閏土這個形象，當從他現(xiàn)在和過去在形貌、心靈、性格上的鮮明對照中，讓學生感到，正是舊社會的生活重擔壓彎了閏土，扭曲了他的靈魂，造成了他和“我”之間的隔閡，從而激發(fā)起強烈的感情波瀾。
這里還談一下文學作品中反面人物的美學意義問題。我認為，從反面人物形象的分析中，也可以進行美的教育。俄國著名諷刺作家果戈里就這個問題說過一段精粹的話，他說：“難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為同一目的服務？難道喜劇和悲劇不能表達同樣的崇高思想？難道剖析無恥之徒的心靈不有助于勾畫仁人志士的形象？難道所有這一切違法亂紀，丑行污穢不能告訴我們法律、職責和正義又該是何物？”（《劇院門前》）作家寫反面人物，是為了撕去其假面，暴露其丑惡靈魂，喚起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同樣顯示了作者的崇高的思想。如魯迅作品中的魯四爺、趙大爺、假洋鬼子等反面人物就是作者給我們提供的一面面照妖鏡，使我們從中看到生活本身就是美與丑的尖銳對立，體現(xiàn)到作者對丑的事物的憎恨、否定，對美和崇高的肯定。
楊朔的《荔枝蜜》不只是贊揚蜜蜂的辛勤勞動，而是著力寫了蜜蜂短壽而又不給人添麻煩這一特點，以蜜蜂的可貴品質(zhì)，詠贊“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人類釀造最甜的生活‘的崇高情操。教這樣的課文，如能把學生引進蜜蜂世界，隨著作者感情的變化，由不喜歡蜜蜂，到自己想“變成一只小蜜蜂”。這樣，也就能培養(yǎng)學社美好的情操，樹立他們?yōu)槿嗣駷樽訉O后代去釀造生活的蜜的高尚品質(zhì)。
即使在教古代文學作品中，同樣應該注意這方面的教育。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抒發(fā)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胸懷，不能不是一種美好的奮發(fā)、進取的情操。盡管有其時代的局限，但對于培養(yǎng)青少年的美好情操，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此外，好的作品總是情文并茂的。語文課教學，當然要講語言的美。當語言能夠準確、生動、鮮明地表現(xiàn)作品的意境和思想時，就是具有一種語言的美感。宋代詩人姜白石談詩作，一方面要求“句中無余字，篇外無剩語”，另方面又要求“句中有余味，篇外有余意”。這里講的兩“無”、“兩有”，把文學創(chuàng)作中練字、練句和練意結(jié)合了起來。既反對了離開語言地講“意”，也反對了離開“意”支離破碎地去講語言。這對于語文教學來說，也是極為精辟的意見。
但是，在我們的語言文學的教學中，往往脫離意境、作家的風格孤立地講語言，這樣，也就談不上給學生以語言美的教育了。
如何通過語言文學教學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是需要繼續(xù)探索的一個課題，它涉及面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培養(yǎng)和提高學生的藝術(shù)鑒賞能力，應該成為文學教學貫徹審美教育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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