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性的社會科學,關注于當下社會現實與社會問題,以下是專門為你收集整理的社會學的論文，供參考閱讀！

　引言

　　國際建筑學界有句名言：“城市建筑是長官、開發商、建筑師和市民合謀的產物。”[1]這句名言可以推廣到城市建設，管理和規劃的各個環節。城市建筑就是一種制衡與博弈，在這場“制衡”之中，城市市民作為這場“戰爭”的主體，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且舉足輕重的。上世紀80年代后，我國出現了農民進城務工的潮流，開始進行城市運動。由于人口的大量遷入，在這一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大批的中小城鎮，大約有1.6億的農民改變階層性質，轉變成為工人、城市居民、商人等，這些農民極大地促進了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這就是中國農民造城運動所取得的巨大“勝利”。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人們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出現貧富分化現象，社會階層出現了極端化的分離，產生了更加嚴重的收入微薄、生活條件艱苦的底層群眾。 [2]近年來，不少學術界的研究人員針對如何縮小收入差距，減輕貧富差距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認為減少此類現象的主要方法就是加大城市化的進程。目前，由于他們的生活水平比較低下，城中村的流動人口被邊緣化現象也隨之出現。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只有糾正歧視民工的心態，通過政府不斷改進政策，才有可能逐步解決民工潮和農民進城的種種問題，才有可能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運動走向穩定、積極向上的道路。

　一、底層社會研究的意義

　　(一)推進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進程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內的農村人口，一般指農民，聚集在經濟、社會相對發達的城市地區并且改變原有的生活、娛樂等方面的行為習慣，從而轉變為城市市民的過程。城市化進程對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達、社會穩定，人們生活和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城市化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農民的造城運動。城市化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世界上本沒有城，沒有市，通過人口的遷徙、聚集起來共同生產、生活，由點到線到面的組成過程。城市發展了，就業機會多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城務工，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他們成為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對城市化的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4]

　　(二)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從目前的土地面積上看，已經無法滿足我國70%的農民數量，加上現代生活成本的提高，農民無法依靠農業生產得到充足的收入來源，往往需要從事非農業生產才能滿足。這就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加上剩余勞動力轉移出現大量的阻礙，[5]所以分析和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積極改善城鄉勞動力結構，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合理規劃并有效轉移農村勞動力市場，有利于促進城市化進程的穩步發展。

　　(三)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是同步的，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求實現更高城市化的水平，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則有利于促進實現全面小康。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表現為加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使更多的農民成為市民，農民的收入有了顯著的提高，進而開辟一條農民實現全面小康的新路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到2020年的奮斗目標。 2008年，反映貧富差距的指標為“基尼系數”，城鄉差別的指示為“城鄉居民收入比”，這兩項指標自2000年以來持續擴大，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存在著很大的程度上的差距，[6]使農民實現全面小康生活存在諸多的阻力。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尤其要解決城市化面臨的自身難以解決的困難，特別是要善待進城農民，要關心和保護農民和市民的利益。這樣才能更有利于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

二、市民化面臨的障礙

　　由于我國落后的生產力水平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這就造成了農民為告別落后的農田生產耕作享受現代城市快捷方便的生活而進行的“跳龍門”現象，在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使得國內億萬農民匯成浩浩“民工潮”。[7]然而從目前國內城鄉制度和政策上來看，農民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不僅僅面臨著地域、收入條件的阻礙，同時由于落后思想文化、教育程度低等原因使得農民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變得更加緩慢。

　　(一)思想觀念的障礙

　　近些年來，由于受到眾多大中小城市的政策的影響，農民用地被很大程度地限制。由于教育條件的不足，導致農民文化程度低，這就造成了農民在與城市居民的競爭中處于劣勢的一方。加上城市居民為保護自身的城市不受傷害，在思想、行為上無法接受農民，進而形成了一道道的人為壁壘。[8]然而由于農民自身條件的缺失，加上長期受到壓力，造成農民自身轉化成市民的矛盾心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以至于出現農民與市民之間相互排斥，因而使城市化進程的主題出現矛盾，嚴重地阻礙城市化的進程。

　　(二)利益的障礙

　　隨著城市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很多農民在城市中享受到了現有的現實利益，一方面從農民身份上的依附得到了現實的利益，另一方面，加上當前的二元制城鄉經濟體制的影響，農民得到了雙重的福利。這樣使得農民不僅享受著城市所給予的待遇，同時又享受新農村建設中政府所給予的特殊政策利益。由于農民工對自給自足的小農思想根深蒂固，與城市居民在很多方面無法融合，農民工們也開始排斥城市市民，從而造成城市市民與農民工相互排斥現象。[9]   (三)城市發展政策的限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確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78年3月，國務院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鎮”。1980年10月，又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199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以法律形式規定：“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10]在社會主義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嚴格控制”實際上就是控制農民進城的現象，同時控制農村人口進城的數量以及城市化，這就大大地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加上其他一些人為的限制政策也在阻礙農民發展，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我國城市化發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