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既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健康發(fā)展,工業(yè)化進程能否順利推進,也關系到城鄉(xiāng)居民能否從經濟發(fā)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關于投資和消費若干比例關系的探討。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投資(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對于糾正以往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偏差,促進經濟走上良性發(fā)展的軌道,起到積極作用。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fā)展新階段,深入研究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特別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在其中的比例關系,對于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現(xiàn)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完成到2020年基本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

　　(一)我國工業(yè)化進程中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的態(tài)勢趨于減弱,改革開放以來兩者波動幅度明顯縮小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間,伴隨著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2001年為59.8∶38,“九五”期間(1996～2000年)這一比例平均為59.5∶37.5,其中1999年為60.2∶37.1,2000年為61.1∶36.4;“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按支出法計算的GDP分為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三項，最終消費由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構成，其占GDP之比為最終消費率；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額和存貨增加，其占GDP之比為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消費率和投資率相加有時會大于100％，主要因為凈出口為負，使GDP總額減少，分母縮小)。盡管1999、2000年最終消費率有所回升,投資率有所下降,但最終消費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間的平均水平，經濟學論文《關于投資和消費若干比例關系的探討》。總的看,這種變化軌跡可能反映了工業(yè)化時期投資與消費的一般演變規(guī)律,表明兩者的比例關系在按照工業(yè)化進程的需要進行適應性調整。

　　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多次出現(xiàn)比較嚴重的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導致投資率和消費率大幅度偏離其趨勢值。1978年以后,隨著經濟體制轉軌、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波動幅度明顯縮小,變化軌跡漸趨平穩(wěn)(見下圖)。

　　1952～2001年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演變軌跡

　　資料來源:李建偉根據統(tǒng)計資料進行處理。圖中對數值曲線分別表示消費率和投資率的趨勢線。

　　改革開放開始時,人們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進行重新審視,這時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達到最近20多年來的最高值,這種上升或許帶有一定的“矯正”性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復出現(xiàn)過投資過熱和消費偏冷,但投資率和消費率偏離趨勢值的幅度明顯小于改革開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資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為2001年的38%),而消費率則穩(wěn)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為59.8%)。這種小幅度變動與趨勢線基本重合,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反復出現(xiàn)的大起大落。

　　(二)在國際比較中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

　　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本文所引世界銀行關于中國和其他國家2000年的數據，均出自《世界發(fā)展報告2001/2002》，其中關于中國的數據與我國統(tǒng)計年鑒的計算結果有一個百分點左右的誤差。但為統(tǒng)一比較口徑，凡引用世界銀行數據，均不做改動),2000年,我國投資率高達38%,世界平均為23%,低收入國家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為27%,上中等收入國家為23%),高收入國家為22%。在世界銀行統(tǒng)計的國家和地區(qū)中,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的國家僅有少數幾個,分別為:阿塞拜疆(投資率46%,但貿易逆差率即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達34%),厄立特里亞(投資率39%,貿易逆差率高達82%),萊索托(投資率47%,貿易逆差率也高達82%),尼加拉瓜(投資率38%,貿易逆差率高達41%),土庫曼斯坦(投資率46%,貿易逆差率為20%)。這5個國家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主要是由于貿易逆差過大,縮小了GDP這個分母,使得投資率看起來很高,實際上低于我國,因為我國38%的投資率是以貿易順差為基礎的。2000年以貿易順差為基礎而投資率相對較高的國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國周邊地區(qū)的新興工業(yè)化國家,例如新加坡,投資率為31%;韓國投資率為31%;馬來西亞投資率為26%;此外,發(fā)達國家日本的投資率也達到26%的較高水平。

　　對最終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0%,世界平均水平為77%,低收入國家為80%,下中等收入國家為68%,上中等收入國家為78%,高收入國家為78%。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最終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與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個百分點的差距。

二、我國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1997年以來政府投資率上升比較明顯,但仍低于一些亞洲國家;非政府投資率近10年來逐年下降,2001年開始回升

　　在投資構成中,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是一對重要的比例關系。兩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長,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政府職能的轉換,民間投資的成長狀況,以及經濟內在的自主增長能力是否增強。目前我國的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yè)、部分重大基礎工業(yè)項目、區(qū)域開發(fā)、生態(tài)保護、國土整治、國防、航天和高新技術開發(fā)等領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需要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投資。進一步說,我國是發(fā)展中大國,工業(yè)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yè)相當落后,地區(qū)差距極大,需要政府投資來緩解“瓶頸”制約,對促進工業(yè)化進程發(fā)揮比較積極的作用,也需要對欠發(fā)達地區(qū)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帶動地區(qū)協(xié)調發(fā)展。此外,我國尚處于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的轉換過程中,抵御外部經

　　濟金融危機沖擊的力量比較薄弱,適當的政府投資有助于調節(jié)社會總供求,防止經濟下滑。

　　對近10年來統(tǒng)計資料的分析表明,我國的政府投資率處于逐年上升態(tài)勢,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來看,1992～1997年政府投資率維持在2.3～3.1%,1998年以來達到3.4～3.8%。政府投資率的這種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對政府投資的需求;特別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通貨緊縮趨勢的影響,我國連續(xù)數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發(fā)行建設國債擴大政府直接投資,必然會促使政府投資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政府投資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著擠出民間投資,因為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西部大開發(fā)和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一些重大項目,亦即私人資本和其他民間投資主體通常不愿涉足的領域,實際上對民間投資的成長起到一定的帶動效應。

　　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中政府部門投資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門投資的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國民經濟核算”一章中的資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資率=(資本形成額-政府部門投資額)/GDP。

　　在國際比較中,我國的政府投資率低于周邊的一些亞洲國家,比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韓國的政府投資率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資率為2.6%(1997年),美國為1.7%,加拿大為2.2%(1997年),德國為2.2%,意大利為1.3%,荷蘭為2.4%(1995年),英國為0.8%(王召同志根據1999、2002年《國際統(tǒng)計年鑒》（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有關數據計算)。中國1996年的政府投資率為2.7%,與巴基斯坦大體相當,顯著低于韓國(即使中國2001年政府投資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韓國1996年的水平)。與上述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政府投資率明顯高于英國、意大利和美國,略高于荷蘭、加拿大和德國。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fā)展和體制轉軌階段,政府投資占GDP的比重高于發(fā)達國家,應當說是正常的。在同樣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亞洲國家中,我國的政府投資率則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說是比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資率與我國接近,韓國這樣的新興工業(yè)化國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國,這說明政府投資率的高低取決于不同國家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發(fā)展道路。事實上,在政府投資率為既定的前提下,關鍵在于政府投資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資集中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這樣就有利于帶動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資的增長,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經濟職能。1992～2001年,我國的非政府投資率呈現(xiàn)出急劇上升———逐漸回落———緩慢回升的軌跡。先是由1992年的35%躍升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間回升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間的每一年。這種變化軌跡反映的事實是,90年代初期開始的投資過熱迅速引致通貨膨脹,迫使國家采取緊縮性的宏觀調控措施,逐漸實現(xiàn)國民經濟軟著陸,在這一過程中,整個投資率和非政府投資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毫無疑問應當以非政府投資為主,充分發(fā)揮各類民間投資的活力,但并不意味著非政府投資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論者經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間投資的高速增長,來對照說明近幾年民間投資的乏力。事實上,這種簡單類比是存在明顯漏洞的。主要是因為,很難用投資過熱時期較高的非政府投資比率或增速作為理想的參照系,來判斷現(xiàn)在的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則容易引起新一輪的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比例失調。

　　從發(fā)展趨勢看,考慮到積極財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設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將逐步減少,今后政府投資率會相應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隨著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包括各類民間投資主體在內的非政府投資日趨活躍,尤其是非國有經濟投資正在加速成長,對全社會投資的貢獻越來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資率將會繼續(xù)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