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是楊映川小說創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說刻畫了在21世紀中國現代都市大背景下，諸多在物欲與愛情之間痛苦交織的男女形象，特別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愛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嘗試從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視域觀察楊映川小說中的女性，以《淑女學堂》這部長篇小說為例，通過對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審視和解讀，打破男性與女性強弱分明的二元對立，實現女性的文化自覺和性別自覺。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淑女學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
2014年楊映川出版的長篇小說《淑女學堂》，以兩名藝校畢業的女性宋紫童和龍婷婷單槍匹馬在都市奮斗的生命史為主線，揭示了更為鮮明、深刻的兩性生存悖論，具有強烈的生態女性主義色彩。本文嘗試尋找作者筆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論的源頭所在，以此實現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共生的生態女性主義終極目標，從而求得女性真正意義上的的獨立和解放。在人類為中心的現代高度文明的社會中，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化傳統滲入人類骨髓，女性被驅離她們的身體，同時也被禁錮于她們的身體。女性形象作為“他者”處在弱勢地位，承載著太多的苦難，從中國社會發展的的現代化進程中追蹤女性的生命價值和意義，梳理在“人類-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對立沖突中的生命原型，發掘女性形象帶血帶肉的生存經驗和審美體現，體現女性個人生命真實的生態和本質，從而“改變人們對女性與自然的態度，以期能夠改善全人類、其他生物以及整個地球的生存狀態”。
1家園意識——女性精神家園的缺失
中國本土的女性寫作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資源和傳統，在融入西方生態女性主義文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文化中陰陽和合的自然觀，提煉出當代女性“她，何以為家？”生命原型。“家園意識”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態整體主義的宇宙觀，從中提煉出女性形象與生態命題，尋找到女性她的靈與肉在當代社會紛繁蕪雜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顛沛流離的根源。《淑女學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標正如宋紫童在與龍婷婷吃辣椒醬拌飯時惡狠狠的說：“我們算是投錯胎了，我們一定要努力呀，將來我要穿名牌，我要開小車，我要住別墅！”女性在大都市闖蕩，出于人對生存現狀的不滿，因而總會不斷地遷移或者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因而，生態主義敘事中的“家”意象始終不自覺的出現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魯樞元在出版的《生態文藝學》（2000年出版）中提到，（西方）“現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頗，一切過錯，一切邪惡，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嚴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惡性膨脹造成的結果。”因此，女性在社會中“算是投錯胎”，謀求一份職業或創造一番事業異常艱難，因為“這些職業打上了純粹男性文化勞動的標記。”小說中宋紫童、龍婷婷藝校畢業之后在求職的道路上歷經坎坷，連生存都難以保障，在這由男性掠奪自然創造的現代文明中，雖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態特征，但并沒有得到另眼相待。現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園”，并沒有給予身處在其中的自然與女性一個美麗的“家”，相反帶給女性的是畸形、殘缺的身體。小說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將“嫁得好”作為尋找精神家園的途徑。現實中的“家”是殘缺的，母親的早逝，父親宋承業只是個賣油豆腐的小販，作為父親，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創造的“家園”懸掛在父權、男權制度下。按照傳統，孩子讀書所需的學費、生活費等，父母責無旁貸。但在這個家庭中，女兒要想上大學必須要和父親進行談判，甚至用到威脅不給他養老才說服父親給出學費。而宋紫童上大學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將父母起的名字“宋艷麗”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著男女兩性博弈中女性的勝利，宋承業是衰落的父權象征，但同時也是懸掛在宋紫童頭上的無形的“包袱”，不斷提醒自己的處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權制度營造下的“家園”不適合女性的成長，甚至給女性帶來創傷，宋紫童潛意識追求的愛情、事業雙豐收恰恰是因為家園的破碎造成的。
2身體意識——女性肉體、情感的發現
在科技文明急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類的掠奪和占有，重新成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過自己的美貌、身體、才華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給予她們愛與希望，給予她們一個家園，本身就是一個可悲的現實。小說中的“淑女學堂”開設的是琴棋書畫、家庭理財、家庭教育等課程，目的是培養具有傳統氣質的淑女形象，這是男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幫”的話說是將女人推到一個最卑微的境地，教會女性依附家庭，取悅丈夫，而女性自我的發展并沒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權文化秩序的規約影響了女性性別角色、性別氣質的塑造，使淑女學堂培養的女性成為男人的審美對象，這是對女性內心深處一種更為有力的無形束縛。故“淑女學堂”的存在恰恰是現實社會的映射，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標準來塑造自己，培養出一個個標準淑女，正是男權社會給女性帶來的身體束縛和心理束縛。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自我的發現就在于承認、維護女性源于自然的肉體、情感存在和發展的獨特的生態權利，以女性自我的生態主義的價值立場維護兩性之愛的合乎自然的精神向度。因而，當這種要求遭到父權制的世界觀和生產方式的統治時，兩性之愛變成了相互對立，自然與女性共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為缺乏靈性的、被動的“肉機器”，遭到嚴重的'貶抑和無情的控制。恰如小說中“女人幫”理事覃亞敏被出軌的丈夫葛鐵山抓到現行的時候說的話，“男人是用橡膠做名聲，摔不破打不碎；女人是用玻璃做名聲，稍有磕碰便粉身碎骨。”女性被男權社會的等級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統治而無情邊緣化了。小說無情的揭露了這樣的社會現實，為女性敲響警鐘。小說中“女人幫”的出現寄托著作者深切的希望，“女人幫”的姐妹們一方而堅守著傳統道德規范，另一方而又成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們集結在一起相互交流經驗，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對付負心男人和情敵。作為家庭主婦的覃亞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幫”。在“女人幫”姐妹們的開導下，覃亞敏開始關注自己的發展，有了自己的事業，能夠坦然地而對丈夫的背叛，甚至迎來了愛情和婚姻的第二春，嫁給了小自己一輪的男人，女性自我主體得以確立。楊映川在此倡導的是一種自立自強的女性價值觀，呼喚長久以來埋沒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喚醒處于弱勢處境的女性，強調女性不要將生活的重心放在男人身上，要為自己活，而不是為男人活。
3母性意識——母性家園的尋找
現代人對自然總是保持一種對立的態度，現代文化是在克服和征服自然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此，“逃離地方”，逃離生養之地，去投奔另外一片熱望之土：城市。現代人逃離地方的過程也就是逃離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的背景的過程，同時，也是在人化自然中重新創造和建構文化自我的過程。小說中的女性們遠離故土，奔跑于更大的城市，在逃避自己和逃離家園的同時，也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自己”以及新的“家園”。小說中從故土帶來的自卑感一直縈繞在宋紫童的心理，盡管她通過代理名牌服裝，躋身中產階級，從自卑慢慢走向了自信。她傾心于蘇璜，為他學習做蛋糕、彈鋼琴、學茶道、懂時事經濟等，經過不斷的修煉，脫胎換骨，舉手投足盡顯優雅，儼然成為一名真正的淑女。但宋紫童在蘇璜的母親這個真正的大家閨秀面前，無所遁形，蘇母一眼就看清了宋紫童的本質，“打她進門的那一眼，我就看出她的出身了，盡管她很漂亮，表面上也很懂事，其實啊，說白了，還是俗氣。”“由很多東西是后天學不來的，她再把自己裝點得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更顯得她是個功利的女子。”當代女性主義美術評論家島子在探究女性主義藝術學理中發現，堅持女性的性別差異是以回歸母性秩序——女神時代為指趨的，母性秩序亦為家園意象。故以親歷的此在來思考彼此，真正開始觸及自身的真實歷史和身份，是小說文本在生命知覺的表現中發現并堅持女性本質、尋找母性家園的重要指征。宋紫童骨子里的“家園意識”是她極力想掩飾的，似乎通過“淑女學堂”的學習來達到去掉“家園”帶給自己的女性本質，但最后功虧于潰。究其根源，母性家園的喪失促使宋紫童對家園的無感，甚至極力擺脫真實的歷史和身份，她妄想通過“淑女學堂”的歷練來彌補母性家園的缺失，但最終以失敗告終。楊映川塑造的宋紫童、龍婷婷在進行不斷地超越，她認為女性成長不再是純然的性別對抗，更注重的是對人性悖論的發現，女性的掙扎與奮斗恰恰是生命原型的訴說。女性作為在現實社會中的“他者”，只有重新確立對性別體制的反思，探尋遺失的家園意識、身體意識以及母性家園，找到歸屬地，才能尋找到“我是誰”以及“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價值追問的答案。家應該是天下最幸福、最溫暖的地方，女性只有追問到家的人性根源：相愛的兩個人的生命、情感、靈魂的結合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
【參考文獻】
[1]楊映川.淑女學堂：像個男人一樣去奮斗[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年
[2]王明麗.生態女性主義與現代中國文學女性形象[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3]王紅萍.中國女人的一個世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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