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宋代史籍編撰，長編二劉一范”。長編法作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史書體裁———長編體的史籍編撰方法，從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創(chuàng)立此法開始，經(jīng)由南宋史學家從形式上和精神上的繼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最終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李壽)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李心傳)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三部長編體的史學巨著的問世，給宋代史學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本文力圖對于長編法的創(chuàng)立等情況予以簡單回顧，談談該法對于治學方法的借鑒意義。

1 長編法創(chuàng)立的人員

　　司馬光在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通鑒》的表文中，就列出了《通鑒》創(chuàng)作班底的全部名單: “檢閱文字司馬康、同修范祖禹、同修劉恕、同修劉攽、編集司馬光”。司馬康是司馬光的兒子，他做的只是“檢閱文字”的工作，實際上僅相當于一個初級的資料搜集人員，也許類同于今日圖書館內(nèi)流通部門給讀者提供圖書的工作人員，其任務也就是根據(jù)你的索書要求，為你“檢出一閱”而已。這四個人中，真正致力于編《通鑒》的應該是司馬光和他所選定的三位助手。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zhèn)器之曰: ‘此兒，天下士也。’”可見小時候的經(jīng)歷對于成人后的行為處事有很大的影響。后來范祖禹“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從小養(yǎng)成的性格才能使得范祖禹能靜下心來，“不事進取”，淡泊于仕途，專心于《通鑒》的編撰。所以雖然司馬光在皇上面前替范祖禹感到歉意: “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于朝廷”，其實是完全沒有這個必要的。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jīng)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shù)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jīng)，復第一，遂賜第。”劉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shù)千載間，鋸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鑒》，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修之、光對曰: ‘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于魏、晉后事，考證差繆，最為精詳。”他與司馬光同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但是劉恕卻能“言其行事始終”，回去查驗舊史，居然就是這么回事。可見，劉恕確實算是一個博學并精通的人才了。可惜天不假壽，他過早逝世，直到他死后七年，《資治通鑒》才完成，他自己是沒有看到這一成果。

　　劉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jiān)直講。歐陽修、趙概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頒官已員外郎，才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因為反對變法，為王安石所不容，“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劉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專職漢史。為人疏俊，不修威儀，喜諧謔，數(shù)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司馬光受命于皇上，而且有了自擇英才的權(quán)利，他所選擇的三位助手都是才氣逼人的有識之士，而且在思想觀念上他們也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反對王氏變法的一派，多少都因為這個原因受到過一點沖擊，這種相同的境遇也使得司馬光能有一個統(tǒng)一領(lǐng)導他們工作的思想基礎(chǔ)。就算是放在今日的學術(shù)研究創(chuàng)作活動中，這也應該是一條值得借鑒的原則，一起合作的人多少要有些共同性，這也或許就像托馬斯.庫恩( Thomas S. Kuhn) 所說的“科學共同體( Scientific Community)”的原則吧。

2 長編法的編撰原則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編撰遵循了修書三步曲: 叢目———長編———定稿，這種方法為后世史學著述立下了一個通行的范式，而其中的長編編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章學成在其史學名著《文史通義》中曾對長編法作了介紹，并充分肯定了它在司馬光《資治通鑒》編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沒有長編的基礎(chǔ)，司馬光的史才、史學與史識終究是沒有用武之地的，長編的價值絲毫不在其《通鑒》的“著述”之下。章學成說道: “司馬撰《通鑒》，為一家之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為比類之業(yè)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 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多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zhuǎn)餉，二者固缺一不可; 而其人之才，固異地而不可為良者也。”

　　那么，長編法究竟是怎樣一種史籍編撰方法呢? 實際上，在司馬光的《答范夢得》中對此有著很詳細的論述: “請據(jù)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盡者錄之; 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詮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并作大字寫出。若彼此年月、事跡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jù)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詩賦若止位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并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毋失于略”。長編法的編撰，總體上有如下特征:

　　首先是打基礎(chǔ)。在編纂方法上強調(diào)首先完成由事目與附注兩個部分構(gòu)成的叢目的編寫，然后才能編寫長編。也就是說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基礎(chǔ)才能有長編的產(chǎn)生。事目是對重要史事列出綱目，類似選材提綱，它以年為經(jīng)，以事為緯，對其中注明的全部檔案文獻進行條分縷析，排列組合，對于那些時間不明的文獻，則采用“無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稱是月; 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附注是在各條事目之下注明全部有關(guān)史料的出處，類似于現(xiàn)在的史料索引。

　　其次是定原則。長編編撰在史料的收集方面遵循“寧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則。在其后的取舍上則是擇善而從，兼收并蓄，其“擇一明白詳盡者錄之”、“左右采獲，錯綜詮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以及“選擇一證據(jù)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等方式確立了長編資料選擇的基本原則。

　　第三是講規(guī)范。在長編中抄錄的史料須“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粘綴，調(diào)整史料順序，正文“并作大書寫”，注文則用小字。正所謂“編寫長編，除了動腦子之外，還離不開剪刀和漿糊。”

　　第四是重考量。在編撰過程中對那些錄入正文后余下的相關(guān)記載要通過注釋的形式加以保留，即先羅列出宜否定的、不實虛妄的記載，再列出應肯定的資料、證據(jù)，有時還要說明理由，對驗證無據(jù)，事理難推的材料，則并存待考。

　　實際上對于上述特征，學者們已經(jīng)有了非常詳細的分析和總結(jié)，分析來看“編寫長編有檢閱、選擇、抄寫、排比、粘連等五道工序”。這五道工序的說明已經(jīng)把長編法的工作原理說明得非常透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