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開始實施，這是我國的競爭法體系里自《反不正當競爭法》之后，又增添的一部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制市場競爭的法律。《反壟斷法》的核心價值就是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回顧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時候調整市場秩序的法律是傳統的民法，而民法核心價值理念中的個人權利本位、契約自由等原則和價值理念，適應了當時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發揮了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后來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民法已經明顯對當時出現的基于契約自由和意識自治形成的壟斷現象，不能有效地規制，所以應運而生了近現代的一系列西方國家的競爭法《其中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等)，充分彌補了私法對于公共領域內調整作用的缺失，從而維護了實質意義上的有序競爭。而近代以來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明顯以調整關系的不同來界限分明的劃分私法和公法。使得我們形成了相對機械和強制的觀念，在公法和私法之間，形成了本不應該有的鴻溝。

　　要探尋民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就必須把握隸屬于私法領域的民法和隸屬于公法領域的經濟法的關系。由于從性質上將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類，要確定經濟法的性質，主要是看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類中如何歸類的問題。至于劃分的標準，一種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公法調整非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以確認公權并使其服從法律規制為根本任務：私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以確認私權并保證其實現為己任。對此，法學界都認為經濟法具有公法的性質，但在是否僅僅具有公法性質的問題上則有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經濟法只具有公法的性質，它屬于傳統的公法，并不是外在于公法和私法之外，也不是存在于交叉滲透的公法和私法之間，而是內在于公法之中。似乎有更多的人則認為經濟法在具有公法性質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質，但在具體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筆者贊同經濟法兼有公、私法的性質，在公、私法之間起著銜接作用。而《反壟斷法》作為經濟法的子部門法之一，不但具有經濟法公法的性質，也具有私法的性質。而學界內有觀點認為，民法在私法在反壟斷法這種專門的法律誕生以前可以調整競爭秩序，但傳統民法不能勝任調整反壟斷和限制競爭行為的任務，因此，調整壟斷關系的任務就不能勉強地交給民法。專門的反壟斷法可以就壟斷關系設立無過錯的民事責任，并通過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雙管齊下，從根本上解決反壟斷問題。但是，民法始終是《反壟斷法》的補充。同一行為受到反壟斷法規制后仍可以單獨享有民法上的責任，即受害人依據民法提起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并未消滅。此種觀點也被稱為《反壟斷法》為后民法現象，筆者在此嘗試由公私法形態融合為切入點，來探討民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及相關問題。

　　一、民法和《反壟斷法》價值理念的共性

　　1、二者在契約自由價值上的共性

　　契約自由原則作為民法最基本原則，在早先的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相當的積極作用，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法中的私權絕對和契約自由往往成為一些壟斷企業限制排除其他企業自由的合法手段，而使得契約自由成為形式上的自由，失去了其價值本質的自由。所謂自由應為形式和實質上的自由，而《反壟斷法》則通過對在市場上有一定控制地位的企業進行限制和規制，來實現整個市場的實質的和形式的自由，以期達到真正的契約自由。兩者追求的契約自由價值是相同的，而《反壟斷法》可以看作是對契約自由合理限度的一個修正和在民法基礎上進行的更高級別的調整。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真正和整體的自由。

　　2、二者在公平價值上的共性

　　民法將所有調整的主體都以公平和平等來對待，而這反映在市場經濟中，則表現為程序的公平、主體地位的平等和等價交換。傳統民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調整市場，而主要是借助于自身財力、技術等條件，同其他不能借助相關條件和外來因素來實現競爭中的公平，這不是實質的公平。而《反壟斷法》則可以對不同情況和待遇的市場主體進行不同的調整，從而實現整體的公平和實質的公平，從本質上講，這和民法追求的公平原則是相同的。

　　3、公序良俗和有效競爭秩序的價值共性

　　《反壟斷法》所追求維護的秩序是競爭秩序，而這種秩序的維護是建立在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的基礎上，雖然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所調整的層面不同，但是卻是建立在私權絕對、契約自由和公平平等為基本原則的公序良俗之上的，可以說，它是對民法公序良俗的再次調節。

　　二、從個人本位到社會本位法的價值觀轉變

　　以主體價值的選擇為標準，法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本位——國家本位、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國家利用法實現其政治統治，建立和維護有利于統治階級利益的秩序，這種以“國家中心”為價值取向的法就是“國家本位”的;主張個人至上，個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認為法是為了維護和促進個體自由的秩序，這種以“個人中心”為價值取向的法就是“個人本位”的;追求社會公共和總體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會整體發展的均衡，保障社會整體效率的提升，這種以“社會中心”為價值取向的法就是“社會本位”的。社會本位假定人作為社會的成員彼此之間是聯系的，因而強調，法應當以維護社會利益為基點。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泰奧多爾·德薩米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經濟法”為標題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思想，這些都隱含著對社會經濟進行平衡協調和對社會利益給予統籌兼顧的“社會本位”理念。

　　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以來，社會法學興起，他們強調社會、社會連帶(合作)、社會整體利益，在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上，相當一部分法學家強調義務，傾向于社會本位。其中，利益法學家提出，必須把法律規范看成是價值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已經觸及到了“社會本位”的精髓——社會整體利益優先。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民法向社會本位發展的觀點，但它向社會本位的邁進是有一定限度的——對個體私利的關懷并不必然意味著社會公益的成就;對社會公益的消極尊重也不能替代積極推進。而隸屬于經濟法的《反壟斷法》本身就具有的社會本位價值，兩者在我國社會主義法的社會本位價值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民法與《反壟斷法》的互補性及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1、民法與《反壟斷法》的互補性

　　商品經濟初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階段。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與者可以預見自己行為在法律上的后果。近代民法正是反映了這種要求。但是，從19世紀末開始，人類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事人之間出現了不平等關系，經濟力上的強者往往在契約司法過程中也成為強者。另一方面，所有權絕對，作為傳統民法體系的基本原則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人們認識到自由的濫用對社會的危害，認識到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會成為濫用自由的潛在的受害者。而《反壟斷法》以政治國家中的政府強制力為基礎和保證，彌補了民法在市民社會中基礎調整作用方面的局限性，借國家之手干預市場經濟活動，以滿足經濟社會協調性的要求，可以講，民法與《反壟斷法》之間是有機的互補作用。

　　2、民法與《反壟斷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在我國目前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條件下，在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艱難轉型的形勢下，我們的經濟雖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對的提高，但經濟的發展與法律的滯后的矛盾始終是制約我們前進的掣肘之痛。無論在民事領域還是在社會經濟領域，各種利益沖突與價值矛盾凸現出來：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平衡，資源的浪費與低效率，價值觀的錯位，經濟結構明顯不合理，市場秩序不規范，人們道德觀的扭曲等。這些矛盾的出現與激化，不但是公平與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虛置，也滯后了我國的協調發展。這些沖突與矛盾的解決，單純依靠民法或者單純依靠《反壟斷法》都無法實現，只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產生行之有效的預期。同時我們應該在目前的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指導下，努力去實現公法私法價值理念的交互融合，找到更多的制度銜接和實際可操作規則，為保證我國社會主義法兼顧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理念的順利實現，為建設和諧社會搞好制度創新，做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