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是茶的原產地，證據除了云南等地的野生大茶樹，就是眾多的典籍記載了。其中就有神農氏的傳說。神農氏為了給天下人尋求致病的驗方，親自嘗百草。他什么草都嘗，難免會中毒，靠什么解毒呢?靠的就是茶葉。他是怎么發現茶葉的這一功效的，有不同說法，但《神農本草》明確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葉被認為是一種解毒特效藥。陸羽《茶經》認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神農本草》約作于秦漢時代，由此可見，最晚在戰國時代，茶葉已經被了解、飲用，當然是作為藥物。

　　茶樹的故鄉是云南，但巴蜀才是茶業、茶文化的搖籃。

　　確鑿的文字記載出現在西漢末年。當時有個叫王褒的人，官至諫議大夫，也是辭賦作家，他到成都寡婦楊惠家作客，楊惠家的一名仆童叫便了，認為他們的關系不清不楚，對王褒沒有好臉色，不僅不給客人酤酒，還到楊惠亡夫墓前發牢騷。王褒被氣壞了，要楊惠把這個惡仆賣掉，便了說:“我這個人好沖撞人，沒人會要。”王褒就說自己愿買。便了當然不情愿，在寫契約時說:“你要我做的事，必須都寫在合同里，事先沒寫的，我是不干的。”王褒一口答應，就洋洋灑灑地寫了起來，一直寫到便了求饒為止。這就是著名的《童約》。

　　這篇游戲文字，無心插柳地為中國茶史留下珍貴一筆。因為在王褒列舉的種種雜務中，出現了“烹茶盡具”，“武陽買茶”兩項。由此可以看出，最遲在西漢的巴蜀地區，茶葉作為日常飲料已成風尚，而且在富裕人家，還出現了專門的茶具，需要準備齊全，洗滌干凈。另外，茶葉已經高度商品化，出現了比如武陽這樣相當規模的茶葉集散地。西晉張載《登成都樓》詩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極言成都茶葉的名聞遐邇。同時代孫楚介紹土特產產地的《出歌》中也寫道:“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姜、桂、荼拜出巴蜀”，荼就是茶的早期寫法，一說是指早采的茶(東晉郭璞《爾雅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拜也是茶，是晚采的茶。由此可見，從先秦直到西晉，巴蜀都是茶業的中心，也是茶文化的發源地。直到今天，成都的茶館之多之興盛，依然在全國罕有其匹，這是有來歷的。

　　四川這個天府之國有個缺點，就是交通不便，因此茶業和飲茶習俗的傳到中原非常緩慢。清代大學者顧炎武《日知錄》中認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飲之事。”戰爭打破了巴蜀的封閉環境，茶葉也在全國傳播開來。

　　這是一封在中國茶史上經常被提起的家書:西晉大將劉琨，就是“聞雞起舞”的那位志士，在給侄子劉演的信中寫到了茶:“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黃岑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恒假真茶，汝可致之。”說前些時收到了你寄來的干姜一斤，桂一斤，黃岑一斤，都是我需要的東西。但是我經常感到煩亂氣悶，要靠喝一些真正的好茶來解除，因此你可以給我買一些來。“恒假真茶”，有的版本作“常仰真茶”，意思相同。身為北方世族，劉琨已經知道茶的益處，懂得茶有優劣真偽，而且把好茶當成從身體到精神的一劑良藥，千里求之。茶的飲用，終于流傳到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