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西藏巴青縣委批準我在巴青牧區安家。我與藏族牧民珍沁生的兩個孩子的名字都是由阿依（祖母）曲珍親自給取的。戶口上登記的也是藏族，家庭成分是貧苦牧民。我將他倆的戶口遷到那曲之后，就到那曲鎮派出所去上戶口。那位女戶籍員，將戶口遷移證翻過來、掉過去地看了大半天，又抬起頭來看著我，就像是在看一個怪物。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說：“巴青縣公安局那位戶籍員，莫非是喝多了青稞酒？你明明是漢族，兩個孩子怎么就變成藏族了？你的家庭成分明明是官僚+地主，孩子怎么又變成了貧苦牧民？現在必須統統改過來！”

　　聽到她那幸災樂禍、陰陽怪氣的腔調，想著兩個無辜的孩子，又要和我一樣繼續去做“另類人”，我的心就像被一根粗大的皮鞭在抽打著，我的思維也好像一下子就“掉了線”，一片空白。好一陣子，什么也想不起來了。過了好久，等我緩過神來，那姓宋的女民警手腳倒是麻利得很，已經按照她剛才說的話，將戶口上好了。我只好耐著性子，將當年在巴青縣的情況和縣委的決定，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并且說，當時批準我在巴青安家落戶的縣委第一書記劉政文，現在就在地區工作，我可以將他請過來，為我作證明。那宋戶籍鐵青著臉，一字一句地說：“你說了那么多，故事編得也很不錯，但公安局有規定，你就是請地委第一書記曹旭來也沒有用！”

　　實在沒有了辦法，我只好向塔局長請了假，專門回了一趟巴青縣，請縣委寫一個文字證明。領導很重視，立即讓縣委辦公室寫了個證明，我將證明拿到鎮派出所，那宋戶籍瞟了一眼，順手往桌上一丟，就像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人人天天都要“早請示、晚匯報”，背誦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一般，高聲地唸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接著又得意洋洋地說：“我這是在活學活用，不忘階級斗爭。你妄想將戶口改過來，永遠辦不到！”一時間，我真的感到走投無路了。我想，實在不行了，我還是只能跟珍沁離婚。反正一句話，絕對不能讓無辜的兩個孩子，再像我一樣，戴上這頂看似無形，實重千斤的可怕帽子了！

　　那段時間，引那曲河水灌溉紅旗公社草場的大水渠正在修建，工程很緊張，我也只好將這件事情放在一邊了。

　　但那些日子，那曲鎮派出所那位女戶籍員惡狠狠的聲音，時不時地就會不合時宜地在我的耳邊響起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你妄想將戶口改過來，永遠辦不到！我的腦子都快變成了一鍋正在翻滾的“土巴”（糌粑加骨頭熬成的稀飯）了，有時候，我甚至想一死了之。

　　我那反常的樣子，肯定引起了塔局長的注意。他瞇起雙眼，似笑非笑地問我：“早幾天還是滿面春風，怎么一下子就變成了酷冬嚴寒？莫非我哪里得罪了你？”我說：“自從認識了您，我就像又回到了高口區，跟著區長扎西下鄉時一樣的高興。可是只要一想到，世世代代受苦受難的珍沁，她的孩子也受到了我的牽連，像我一樣再去當小地主，我就是死了也想不通！”聽了我的話，局長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噯——”，然后說：“你放心，只要我還在那曲工作，我保證盡力幫助你，將那女戶籍員的荒唐作法改過來。”

　　好像為了讓我開開心，他又笑著問我：“漢族同志有句老話說，心急，心急，吃不了什么？”看他那樣子，好像是真的忘記了？我就告訴他：“吃不了熱豆腐。”局長哈哈大笑起來，接著說：“只要你不急，我保證你能夠吃上熱豆腐。咱們只要有道理，就能夠走遍天下！”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有跟我提起這讓我傷心的話題。我也只好壓下這口氣，“耐心”地等著吃局長說的那一碗“熱豆腐”。

　　那些日子我的任務，就是有的時候跟局長一起，但更多的時候是按照他的安排，獨自到基層去了解、收集曹書記需要的“饃饃”——來自基層的情況。有的時候，地委領導同志要下基層時，我就跟著去當翻譯和文書。就這樣子過去了兩年多。

　　1976年春末的一天，塔局長笑嘻嘻地對我說，要交給我一件新任務。我沒有吭聲，只是看著他。局長高興地說：“這次分管農牧業生產的才旦書記要去北京參加全國牧區工作座談會，他想讓我跟他去。我說：現在是夏天，我又最怕熱，就推薦你跟書記一起去。這次你到了北京，看看有沒有希望？”我奇怪地問：“什么希望？”局長說：“你那兩個小孩的戶口問題，我向地委幾位書記都反映過了，他們也都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現在這形勢……”話剛說到這里，他打住不說了，一臉內疚的樣子，倒好像是他做了一件對不起我的事情。又過了好一會兒，局長輕輕地說：“你到了北京，看能不能向上面反映一下。”去北京，再向“上面反映”，那不就是人們說的“告御狀”了嗎？我的眼睛一熱，真恨不得一把緊緊地抱住敬愛的局長。但我立即又將頭別了過去，以免讓他看到我那不爭氣的眼淚。

　　我跟著才書記來到北京，住在西單的民族飯店。當夜我就在住處，趕著寫好了一份申訴材料，接著就是打聽中央接待上訪群眾辦公室的地址。那一天，遇上會議安排大家在北京參觀，我就趁機向才書記請了假，去了接待辦公室。

　　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同志接待的我。聽完了我的申訴，她又低頭翻看著我遞上去的材料，嘴里還在輕輕地念叨著：“去西藏快二十年了，又在藏北安了家，不容易。不容易。”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眼光里充滿了同情。接著就低頭刷刷地寫了一張紙條遞給我，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介紹我到一個招待所去住宿的條子。我說：“謝謝您，我有地方住。”她有點驚詫地問：“你住在哪里？”我說：“這次我是跟著地委書記來開會的，就住在民族飯店。”她坦然地笑了起來，收回那張紙條，然后高興地說：“好，好，好。你安心開會，放心回西藏去。我們會很快將你反映的情況轉過去。”

　　會議結束后，我又跟著才書記到內蒙古大草原轉了一大圈，我這個另類人還被書記派到距離中蒙邊境特近的烏盟達茂旗的紅格塔拉種畜場，在那里參觀學習了好些天。然后就回了那曲。

　　回到農牧局，頭一個碰到的人是農牧局副局長萬英，萬副局長是一位建國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但因家庭成分不好，1965年從邊境地區的林芝調到了腹心地區的那曲。他開口的頭一句話竟然是：“王壽民，你好大的膽子，告狀竟告到中央去了！”我心咯噔地一下，緊張得差點憋了氣，急忙問：“局長，上面怎么說？”他緩了一口氣，笑著說：“不要慌，不要慌。上面說了，如果你反映的情況屬實，就應該改正。”我好高興，連忙與他告辭，跑去派出所，找那位戶籍員。

　　來到派出所，還沒等我開口，那戶籍員就氣沖沖地先發制人地開了腔：“姓王的，你的歪點子還真不少，告訴你，到哪里去告狀是你的權力，這我管不著。但是，只要你的戶口還在我這個小小的派出所，你就永遠也別想改過來！”我真被逼得走投無路了，咬了咬牙，就大著膽子直接去找了地委第一書記曹旭。

　　聽完我的匯報，書記皺起了眉頭，拿起電話，說：“接公安處。”不久，公安處靳處長就急急忙忙過來了，書記問：“上次北京轉來王壽民的那份材料，你們是怎么處理的？”處長回答：“那曲鎮派出所的小宋說，她這樣做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堅決不能改，處里又不好強迫她。”書記說：“上次我也向劉政文同志了解過當年的情況，跟王壽民所寫的那份材料完全一樣。趕快糾正吧。”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拖了兩年多，我將狀子告到了北京，最后還是地委第一書記親自過問，珍沁那兩個無辜的孩子總算是沒有像我一樣，繼續去戴那頂可怕的大帽子。我在心里說：世上千真萬確還是好人多呀。

　　在各級領導及組織上的關心過問下，事情終于塵埃落定，我的兩個孩子的戶口隨他們的媽媽珍沁一樣，戶口上登記的也是藏族，家庭成分是貧苦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