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祝福》隨筆
一
《祝福》反映了哪個時代？
一般認為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清末民初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只要有點新思想的，無不被正統派斥為“新黨”，魯迅雜文中即多有這樣的用法；而《祝福》中的魯四老爺見到“我”寒暄了幾句就“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并非在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這里正是利用“新黨”一詞的復雜含義來表現人物，以見魯四老爺落后于時代之遠，同時也表明故事的背景在清末民初。
這樣來看問題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所指含糊的“新黨”一詞在“五四”前后仍然廣泛使用。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擁護這兩大主張的就是“新黨”，例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曾經是“吃洋教的新黨”；魯迅1920年5月4日致宋崇義信中有云：“近來所謂新思潮者，在外國已是普遍之理，一人中國，便大嚇人；提倡者思想不徹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發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必定崩潰……而社會守舊，新黨又言不顧行，一盤散沙，無法粘連，將來除無可收拾外，殆無他道也。”從更進步的立場來剖析這樣的“新黨”乃是魯迅小說的一大亮點，典型之作如《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篇，就是《祝福》對其中的“我”也有委婉的批評，盡管這里的故事是從這位“新黨”的視角看過去的。
所以也可以說，《祝福》中是利用了“新黨”一詞在“五四”前后的復雜含義來行文，以見魯四老爺落后于時代之甚遠，同時也便于展開最新鮮的故事。
《祝福》所寫的，就在當下，而非清末。試看小說的第一句話，就已經暗示了故事發生在民國成立以后：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
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
中華民國成立以后決定實行公歷，因此政府機關是不過舊歷年的，但民間并不理會這種規定，照舊過舊歷的春節，而不過公歷的元旦。如果故事發生在清末，“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這話就顯得莫名其妙：一共就一個年底啊。不用新歷時就無所謂舊歷。
其實不單是《祝福》，《彷徨》里全部作品都是寫的當代題材。《吶喊》里還有些清末的故事，如《藥》；而《彷徨》里的十一篇作品都沒有標明時代，他后來又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分化以后，自己“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點，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這里全是新東西，沒有辛亥之前的老故事了。
二
《祝福》中的“我”并不是魯迅，而只是一個故事的敘述者，魯迅早已用這種所謂“他知角度”來寫小說，例如《孔乙己》中的“我”就是咸亨酒店的一個專管溫酒的小伙計。當然魯迅也用“自知角度”寫過小說，最典型的是《社戲》和《故鄉》_—這里的“我”大抵可視為是魯迅本人，或者說是以他本人為模特兒的；用“全知角度”寫的就更多，大部分都是。
《祝福》中的“我”無疑是一位“新黨”，一個五四時代的新派人物，所以很同情祥林嫂，同講理學的本家長輩魯四老爺話不投機，急于從他家離去。這位年輕的“新黨”，看樣子很像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大學生。當“我”在河邊遇到祥林嫂，被問了一個問題時，“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盯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預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邊的時候，惶急得多了”。“我”又說自己被教育家說是生著精神病——只有在校學生才會這樣說話。
這位年輕的新黨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對勞動群眾的痛苦頗多同情。魯四老爺大罵死非其時的祥林嫂是“謬種”，而“我”則在燈下回顧祥林嫂不幸的一生。不過這樣的“新黨”也是弱點很多的，他不但不能對祥林嫂作任何有效的幫助和指引，而且敏感多疑，自私自利。他對祥林嫂提出的問題“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作了一個滑頭的不負責任的回答。小說寫道，自己對靈魂的有無是毫不介意的，但考慮到魯鎮的人們照例相信鬼神，為她起見，不如說有吧；然后又用一句“說不清”推翻了全局。
不是用先進文化去向群眾啟蒙，而是用世俗的見解、傳統的觀念去敷衍塞責，不肯有任何擔當；最后則決心一走了之。實際生活中的“新黨”，這樣的人很不少。
后來魯迅評論柔石小說中的蕭澗秋道：“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同這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唯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三閑集·柔石作<二月>小引》）。《祝福》中的“我”正是這位蕭先生的前輩；而他們的后輩則甚多甚多，在現實生活中很容易看到；就是我們自己身上，大約也殘存了不少這樣的基因，雖然對某些問題也頗有自己的`看法，但一碰到實際，就覺得一籌莫展，不如就與時下的已成之局和光同塵，或退回到個人的小空間里去，算是保持著正直和清醒，而其實于事完全無補。這種新型隱士固然高于同流合污以圖自利的卑俗小人，但真正能推動社會
進步的還得靠無所畏懼的斗士。
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無論舊派新派，往往有許多弱點。批評舊派相對比較容易，注意剖析新派的深層弱點，則是魯迅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讀魯迅的人最值得反躬自省的地方。
三
小說里寫景往往是為了寫人，而非賣弄才情的筆墨或者什幺孤立自足的東西。寫景大體可分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觀兩類，自然可以“人化”，而人文景觀本來就是人為的，對于表現人物尤其可以起到比較直接的作用。
道理好懂，運用之妙各有不同。即如對聯，中國小說里是常常會寫到的，在《祝福》里只出現了一次，卻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久遠的回味——
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里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百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上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書房總是最能表現其主人的地方，“從前有人說過，自己的書齋不可給人家看見，因為這是危險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這話是頗有幾分道理的，一個人做文章，說好聽話，都并不難，只一看他所讀的書，至少便顛出一點斤兩來了”（周作人《書房一角·原序》）。“講理學的老監生”魯四老爺到老也還只讀理學方面的入門之書，看來根本談不上什幺學問，至于不全的字典，誰都明白那是基本沒有什幺用處的——這位魯四老爺的斤兩只要在他書房的案頭略一翻，很容易地就掂量出來了。
以理學家自命而懸掛道教活神仙陳摶老祖的大“壽”字，思想實在比較混亂；他究竟信仰什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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