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趁午休的間隙，我打了個電話給爸爸。按平常，把“在外面要吃飽穿暖”之類的那一套話說完之后，應該就是要掛電話了。在要掛電話之前的那幾秒沉默之后，爸爸竟意外地說：“新做的樓房快要封頂了。”

　　我察覺到他語氣里似乎有某種落寞。

　　在我們老家，“封頂”的意思是房屋樓頂完全閉合，意味著一棟房子算是建成了。在封頂的那天，鞭炮禮花齊鳴，以示宣告慶祝，也是為了圖吉祥求平安。這道手續是萬不可少的，似乎不完成這道手續房子就是不合法的，即使它高大結實，也不被劃入房子之列。

　　“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你跟我路看樓房封頂？”爸爸的語氣歡快，想象得出他的嘴角是咧開了的。

　　“當然記得，熱鬧得很。”

　　“現在不是了，什么都只是意思一下，連搶糖都沒人了……那個，你忙吧，我掛了。”我本來還想說點什么，被他這么一催，就什么都說不出來了，只得聽話地乖乖掛掉電話。

　　午休完，下午接著上班，腦海里卻不斷地縈繞著記憶里爸爸主持封頂的畫面。畫面清晰而濃烈，如果我是一名畫家，我定能畫出一副很好的油畫，關于童年生活中一幀美妙的剪影：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汪崗鎮石佛山村八組、我，還有和我作對手的那群孩子。

　　在“封頂”儀式鞭炮齊鳴萬物歡騰的同時，有一道所有人都翹首相待的程序：作為“封頂”儀式的指揮者，也就是這棟樓的包工頭——我爸爸，必然會在一片歡呼中出現在樓頂那片最濃烈的煙霧之中。他的懷里定然會抱著滿滿的芝麻燒餅、煙、以及各類糖果，在這個儀式上，沒有哪個主人家會吝嗇的。看到爸爸站上樓頂，底下的孩子就騷動起來了，一個個摩拳擦掌，伸開雙臂，同時將身子低下來，隨時準備著用力地沖向某個方向。而這時的我則端著一頂空草帽，安靜地站在某個不起眼的角落里（這個位置是前一天爸爸告訴我的），怡然淡定地等著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一陣由糖果、燒餅、香煙組成的暴風雨過后，混亂嘈雜的現場頓時安靜下來，“封頂”儀式就算做完了。樓底下的小孩子隊伍則表情不一，有喜笑顏開的，全身的荷包全部塞滿了，還把衣服的前襟挽起來裝了一滿兜；也有默默抬頭望著爸爸的方向的，似乎意猶未盡，抓在手里那僅有的幾顆糖果也顯得楚楚可憐，心想，要是再撒一次糖就好了，自己肯定能抓到很多。無論結果如何，都只能等到下次了。

　　這時，爸爸從樓上下來了，將房屋主人特地留下的那袋燒餅遞給我，看著我手里端著的草帽里滿滿的糖果，爸爸總會拍拍我的頭，“回去吧，跟你姐分一下”。若是周圍有因沒搶到糖氣得快哭出來的小朋友，爸爸便從我的草帽里抓出一把糖遞過去，也拍拍他的腦袋，“快回去吧。”

　　因為這事，同齡的孩子是嫉妒我的。

　　童年，除了“封頂”撒糖喜歡跟著爸爸之外，我還喜歡跟著爸爸一起去田里干農活，準確地說是去田野里玩耍。曾經寫過這么一段話：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夏天，新稻收割之后，爸爸站在鐵耙上被牛拉著，圍田一圈一圈地轉。他拿著一根細竹條邊走邊吆喝，鐵耙上要放一塊較大的土塊用來穩住。當時的田是水田，天上下著大雨，雨水順著破草帽的邊緣流下來，把爸爸的頭發貼在額頭上。我坐在一棵酸棗樹下躲雨，天空電閃雷鳴，很多黑色的大螞蟻爬到我身上，不時地用小鉗子一樣的尖嘴咬我一下，我也懶得用手把它們弄下來。身邊的稻田里水聲嘩嘩，爸爸似乎玩得很開心。我當時被這樣的情景迷住了。這個場景直到如今都時時浮現在我的腦海里，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想起來就覺得很溫暖。我特意把我家多年前種過的一塊水田的名字寫進了小說里面（那塊田是是爸爸抱著我去隊上抓鬮抓來的），媽媽看了小說，覺得很親切，我也開心。我知道這些于小說來說，都是小技，但我愿意這么做。我希望讓身邊的人感到溫暖，哪怕只是為一塊沒人會在意的水田命名這樣的小事。

　　這段文字被姐姐轉到朋友圈后，爸爸看到了，大吃一驚，問我怎么寫這么土的東西，還問我現在在干什么。我說在打工。“那還不如回家跟我干”，爸爸說。我驚愕，不知該如何回答。媽媽在旁邊插話，“他參加工作了，做事都是用電腦操作的。”“哦，那很輕松啊，天天就動動手指。你看，讀點兒書還是有用的。”爸爸笑著說。

　　我舉著手機，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媽媽又在電話里接話了，“你看你爸就是個文盲，他以為‘打工’就是跟他年輕那時一樣，賣苦力。”“哎，你說你說，我文盲。”聽得出來爸爸是把電話推給了媽媽。

　　在爸爸眼里，“能寫會算”這兩項技能就是區別文盲和非文盲的分界線，他自己只上過小學二年級，對自己幾十年靠賣苦力生存沒有任何不滿，他覺得自己既不會寫又不會算，這是應得的。在我和姐姐上初中和高中的階段，他不止一次對我們講：“你們就是現在不讀了，走上社會也吃不了虧，起碼能寫會算，別人騙不了你。”現在想想這樣的話，也覺得特別可愛和美好，爸爸哪里知道，現在就是學校里一個普通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就要碩士以上的學歷，“能寫會算”這樣初級的標準在社會哪能輕易地生存的下去。

　　還有一件關于爸爸的趣事。

　　今年春節我和女友決定訂婚，去女友家的前一晚，爸爸問我怕不怕，我說不怕，又不是上山打老虎。爸爸笑笑說，還記得我第一次是怎么見你家爹（外公）家婆（外婆）的嗎？“記得記得，這么英勇的壯舉，陳廟河那邊的人都記得死死的，哪個能忘記？”二姨笑著說。在我家等著明天喝酒的一眾親戚也全都笑開了花。

　　那是1986年的盛夏，剛滿20歲的爸爸在武漢的工地當包工頭，22歲的媽媽在爸爸管轄的工地上已經做了半年的飯。這時他們倆已經相愛了，但家里人還不知道，按老家風俗，爸爸必須托一位媒人上門提親。于是，趁夏天短暫的假期，20歲的爸爸直接上了家爹家婆的門。

　　爸爸先不說他來干什么的，開口先問兩位大人家里是否有待嫁的女兒，家婆說有。爸爸說他想給她女兒做個媒。依風俗，別人好意做媒，沒正當理由是不能拒絕的。

　　家婆說，好，他長得怎么樣？

　　跟我差不多高。爸爸答。

　　家婆說，他壯不壯？

　　跟我差不多壯。爸爸答。

　　……

　　當年底，爸爸媽媽到底是成親了。但爸爸第一次上媽媽家為自己說媒這一段小插曲，卻流傳了出來，時不時被提起，特別是用來鼓舞那些第一次去見女方家長的小伙子，比如我。

　　媽媽是在1989年臘月二十那天過門的，從此兩人過上了“菜炒在鍋里去隔壁借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