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父血氣方剛，活得威武有生氣。村里過年舞龍耍獅，他扮引領員，頭扎白巾，手握串鈴，舉手投足頗有樣子。那時，農村無甚娛樂，正月里舞龍弄獅的社火，讓人們感受到一絲生趣，每逢過年，鄰近村子的人三五成群，擠滿高家村的街道、操場和空地兒。我躲在人堆里，遠遠看著他活潑的身姿，不免有幾分敬佩，卻很難產生親近的感覺。

　　我和繼父之間有一股說不出的敵意。平日里，我盡量回避與他的眼光對視，在一切有他氣味的地方，我都感到不安。我們是陌生人，他供養我，如是而已。在夜里，我無數次夢到湯家村的院子，那個爺爺、母親和我組成的世界。我的夢里沒有生父。

　　繼父也是個可憐人，父親為土匪扛槍而惹禍。他其實是個遺腹子，母親在他一歲時暴病而亡。他的叔父在他十幾歲時患闌尾炎死去，留下一對兒女。他是在嬸娘的管束下長大。嬸娘由河南逃荒落腳關中，疾言厲色，視我的繼父為不和諧音符。

　　繼父一年四季僅有一雙鞋，為了省鞋，他經常光腳走路。吃不飽的時候，就到小伙伴家里混碗稀飯吃。他就這樣一天天長大，成為家里的頂梁柱。在生產隊繁重的農活之外，他放蜂，學木匠，竭力扛起大家庭的擔子。有他的勞作，小叔念書一直到初中畢業，還跟隨造反派去延安串聯。

　　家庭成分復雜，有嬸娘和她的一雙兒女，還有一個養女，是繼父姐姐的女兒。再加上母親和我們兄妹，總共八人，親疏、是非糾纏在一起，時常有莫名的緊張感。

　　繼父從外面做工回來，飯時已過，母親為他煮了一碗掛面，一直對我們拉著臉的小姑，密報給她媽，掛面就被藏起來了。

　　大弟弟出生后，母親一天從早到晚上工，忙得顧不上孩子，公婆懶得伸手，同院的老婆婆看不下去，不時搭把手照看半日。

　　在這個家庭里，我們一家都是外人，跟他們類似于水與油的關系。一天，吃早飯時，婆婆將新拌的胡蘿卜絲澆上香油，端進大屋，供她們四口享用，而讓我端走一盤剩菜。繼父吃了一口，感覺有餿味，當我告訴實情后，他勃然大怒，將盤子摔在廚房地上：這日子沒法過了！分家！

　　家其實沒什么好分的，繼父要了一把鐵锨，把蜂箱和農具都給了叔父他們。

　　繼父能干，他撐起了一個家。

　　大饑荒年代，他18歲獨自前往青海打工，掙回來100多塊錢。20出頭跟人學木匠，后跟青龍廟七爺學建筑預算，從此干上建筑行當。1973年，他籌辦五泉公社建筑隊，挑起為公家掙錢的重擔。

　　第二年冬天，新屋動工，他用做木匠攢下的錢和外祖父送給母親的49塊銀元，蓋起了一個院子。蓋房那會兒，一家人住在破敗的祠堂里。冬天，北風呼嘯，睡在玉米稈鋪成的地鋪上，全身瑟瑟發抖。吃飯時，工人先吃，剩下的家人吃。怕我受不住凍，母親讓我去姑婆家睡覺。吃完晚飯，我就穿過村子，繞過有狗的人家，到村子南頭的姑婆家睡覺去了。

　　雨水繁盛，土軟地虛，筑起的土墻倒了，從頭再來；缺椽少瓦，咬牙去借。盡管拉下了債，但我們總算有了自己的家，而且，繼父把房子蓋得比鄰家高了一截。

　　這一年，母親生下她的最后一個孩子，我的幺弟。為慶賀喜遷新居，遂起名“新家”。懷幺弟的時候，計劃生育風聲正緊，父親用自行車馱著母親東躲xx。那段時間，大姨來家里照看我們。一天，黃昏時分，在家門口迎面碰到繼父，我緊張地問道：

　　“爹，我媽回來了么？”

　　他一愣，點點頭。

　　這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母親的談資，以此責怪我不會問候人。

　　高中時代，他每月往絳帳高中送一袋面，作為我的伙食。見面也是吩咐幾句話，就匆匆走了。我看著他遠去的背影，心里不由生出感激。

　　第一次高考失利，他鼓勵我接著再考，而且遵從我的意愿，讓我改學文科。他勸我的話我至今記著：人家都說文科惹事，你可要小心。

　　上大學后，我和繼父的關系近了許多。在通信中，他稱我為“君印兒”。他給我說家事，喜多憂少，囑咐我要上進，莫辜負家人的期盼。唯一的一次不愉快是，為了宣示平等，我在信封收信人后面寫了“同志”二字，代替了一直使用的“父親”，這令他大為不快，以為我感情有變。

　　1988年，他又新建了一座三層樓，富麗堂皇，高門大堂，讓十里八鄉的人羨慕不已。站在屋頂上環視四周，星星亮得好像要掉下來。

　　后來，我和繼父走得很近了。在我的意識里，他就是我的父親。盡管不是親生的，使我無從體會那種水乳交融的父子情，但他的氣度和胸懷，讓我感受到特別的父愛。因為他的存在，在我母親辭世3年之后，我們家依舊是個牢固的家，因為他依然是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