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①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孔子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并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后,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后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選自《貞觀政要·卷三》,有改動)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后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競不許。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表上之。太宗見玄武門事②,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日:“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后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選自《貞觀政要·卷七》,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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