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①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孔子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并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后，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后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選自《貞觀政要·卷三》，有改動）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后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競不許。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表上之。太宗見玄武門事②，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日：“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后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選自《貞觀政要·卷七》，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