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后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麋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大學，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

　　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于縉紳，亦見慕于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于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幸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于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澇、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于前，而忠義奮發，繼起于后，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茍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余，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于骨肉；殄滅忠良，甚于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涂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