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上層建筑領域中各種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系，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象。

　　思想政治學習總結范文一：

　　領導科學研究告訴我們，組織發展與領導力提升并不是同步的。組織規模增大，并不意味著領導力隨之提升;組織規模小，并不代表沒有強大領導力。有的組織誕生時規模很小，但能夠逐漸壯大，關鍵就在于其具有強大領導力。我們黨誕生之初人數寥寥，但猶如噴薄而出的朝陽，光照四方。成功的秘訣在哪里?就在于我們黨擁有強大的領導力，正是這一核心力量使我們黨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今天，我們黨是擁有43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8700多萬名黨員的大黨，但規模越大并不意味著領導力就越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必須把提升領導力作為聚焦點。

　　在領導科學研究中，領導力存在于精神信仰、思想觀念、規章制度等方方面面，既包括組織領導力，也包括個體領導力。組織領導力是由個體領導力積極作用而成的合力，這就像百川終歸大海一樣。組織領導力與個體領導力相輔相成、高度融合，共同提升政黨的領導力。我們討論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當然需要從組織領導力角度去分析，但領導科學研究表明，重視個體領導力對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同樣至關重要。因為組織領導力最終要具體落實到領導干部行為中，如果各級領導干部缺乏領導力所必需的知識、能力、品質以及積極行為表現等，組織領導力就會失去來源，組織就會變得軟弱無力。可以說，領導干部的領導力直接決定著黨的領導力。一個政黨領導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領導干部領導力的缺失。當前，從提升領導力入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需要把組織領導力與個體領導力緊密結合起來，從“領”入手，由“導”貫通，實現“心”與“力”的積極融合。

　　用信仰目標實現“領”。我們黨成立95多年來，我們黨的領導之所以堅強有力，就是因為我們黨有信仰、有目標，讓廣大黨員有使命感，讓人民群眾有方向感。一個政黨如果不能讓自己的.黨員有使命感就無異于烏合之眾，如果無法讓群眾有方向感就會失去號召力和凝聚力。新形勢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尤其需要把黨的領導與黨所堅守的崇高信仰、黨所追求的遠大目標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明白我們黨究竟從哪里來、往哪里去，信仰什么、追求什么，黨對人民群眾來說有著什么樣的功能和價值。把這些問題講清楚，人民群眾就會擁護黨、追隨黨。

　　用科學理念實現“導”。一個政黨所堅持的科學理念凝聚著政黨的智慧，能夠引領人民群眾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理念科學，領導力就強。我們黨一直強調用科學理念實現黨的領導。比如，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凝聚著全黨的智慧，是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的指揮棒。領導干部能不能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決糾正那些與新發展理念不相適應甚至背道而馳的錯誤觀念與行為，直接關系我們黨的領導力。領導干部要把學習貫徹新發展理念與提升領導力、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緊密結合起來。

　　用“心”與“力”的融合提升領導力。提升領導力，從領導干部個體角度而言尤其要注重“心”與“力”的融合，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調忠誠。忠誠是對“心”最重要的要求，是“力”的源泉。領導干部要對黨忠誠，不論身在何方，不論處于何種境地，都要把對黨忠誠作為自己的道德操守和行為準則，這樣才能擔負起組織重托。二是強調提升能力。有“心”無“力”，最終只能流于平庸。提升領導力，既要有“心”，也要有“力”。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必須高度重視提升自己的能力。三是強調責任擔當。責任是“心”，擔當是“力”。當前，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特別需要領導干部有責任擔當。有了責任擔當，就能把“心”與“力”融合后的力量充分發揮出來，不斷提升我們黨的領導力。

　　思想政治學習總結范文二：

　　近代史上，從湖南走出了一大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并在近代史的演變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些偉人有曾國藩、鄧小平、周恩來、毛澤東、李達等等。如此多的英雄都在湖南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歲月。并此后成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忽視的明星。難道這現象是偶然嗎?

　　應該不是。湖湘文化源遠流長，深受傳統儒文化熏陶，早在宋代朱熹便建立了岳麓書院，在此宣講的理學，更是左右了此后中國近千年的思維方式。近代之后，洋人入侵。隨著《南京條約》的一紙公文，東南沿海門戶洞開，香港島被割、關稅自主、司法獨立均已淪喪。之后《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更是西方勢力侵入中國長江流域的腹地。湖南必不能免。

　　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入侵的后果是給中國的帶來幾千年來未有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上，隨著廉價的洋布充斥市場，家庭手工業者破產，于是延續上千年的以耕織結合為生產模式的小農經濟解體，中國出現了最早的無產階級。政治上，清政府無奈出賣國家主權，逐步淪為洋人的朝廷，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形成。資本主義的入侵和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的壓迫是中國大地上戰火連綿，更加動搖了清王朝統治。文化上，在與西方商人交流過程中，西方人自由、平等、博愛以及民主、科學的觀念開始被一批先進中國人所汲取，并將之轉化為救亡圖存的根本力量。軍事上，仿建歐美常備軍，改革軍事訓練、管理模式，由以冷兵器為主轉變為以熱兵器為主。社會生活上，婚姻、葬禮、外貌裝扮都發生了變化。

　　以上方面對傳統社會起了強大的沖擊力，舊的社會秩序分崩瓦解。在中國面臨著殖民入侵之時，民族生存危機顯的格外突出。于是，一大批人展開了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既有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也有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有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還有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有激進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

　　每一場偉大運動中，我們都可以見到湖南人的身影。可以說，湖南的先進分子們在中國掙扎圖存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

　　可讓我們轉頭來看看，中國人在這場看似完美的、光榮偉大的民族復興道路上究竟有沒有做到十全十美。或者說，是不是還有一些東西，一些更有長遠價值的東西被人們忽略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實用性的民族。凡是西方學者和當代中國的有名學者最討厭聽到的就是這么一句話：“學這個有什么用呢?”這種以實用性評判文化的巨大惡習在中國近代保存了下來，并且在救亡圖存的危機感和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更加深入地扎進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中。這種以實用性為準繩、為目的的文化態度，造成了對知識的輕視。這個文化的毒瘤已經深入到中華民族的骨髓與心臟當中，當它發作時，它將帶走的將會是更多肉體生命，也許會是整個民族的軀體和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