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說幾個真實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當旅居海外十幾年的名作家梁實秋剛回到臺北的時候，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請他吃飯。

　　梁實秋是有名的“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八點睡覺，天不亮，四點就起床寫作。偏偏那些朋友都是夜貓子，每天請他深夜十二點吃消夜。

　　梁實秋吃了幾頓，受不了了，想出個好法子，對大家宣布:

　　“誰請我吃消夜，我就回請他吃早點。”

　　一班老朋友全怔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起來，從此再也沒人敢請梁實秋吃消夜。

　　有位美國朋友，想找臺灣的印刷廠幫他印一批東西。又聽說印刷廠生意多、有季節性，常會拖工，不按時繳件，于是請

　　我介紹幾家可靠的。

　　“我也沒把握，”我寫了三個廠家的名字給他，說，“你還是自己觀察吧。”

　　不久，他回了美國，已經找到合作的伙伴。我好奇地問他:

　　“你才去這么幾天，怎么就決定了呢?”

　　“這簡單，”他笑笑，“其中兩家都在電話里對我說:‘隨時恭候。’只有一家，先要我等他查本子，再對我說下午三點十五分。附帶還加一句:‘不知道談到四點鐘，時間夠不夠?不夠可以另外約。’我就決定了那一家。”

　　我在美國大學教書的第一學期結束，為了解學生們的想法，特別跟學生討論，請大家對我提出批評。

　　“教授，你教得很好，也很酷，”有個學生說。停了一下，又笑笑:“唯一不酷的是，你常在每堂課一開始時等那些遲到的同學，又常在下課時延長時間。”

　　我一驚，不解地問他:“你不也總是遲幾分鐘進來嗎?我是好心好意地等；至于延長時間，是我賣力，希望多教你們一點，有什么不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