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總是會被打上鮮明的時代性標記和本土化( 或民族性) 印記，因而呈現為一種眾說紛紜的樣態。當今天人們討論“人類胚胎的道德地位”、“的道德性”以及與“安樂死”、“克隆人”等有關的生命倫理論題時，或者探討儒家生命倫理學的重構和基督教生命倫理學的建構時，又或者更為一般性地論證生命倫理學應遵循何種道德原則時，必然遭遇一種“元問題”層面的詰難: 即，這些表面上互不相關的話語，意味著什么? 這就涉及對“話語體系”、“語境”進行分析和澄清。此時，我們有必要問: 我們到底要讓生命倫理學“如何說話”及“說什么話”?

　　在這一問題向度，這里所要言說的生命倫理學的語言或話語，既需要面向全球化時代諸文明難題，又要回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課題，尤其需要面向當今日新月異的衛生健康領域的偉大變革，以及生物醫學、高新生命科技的發展帶來的棘手的倫理道德難題。為此，本文再次強調指出，我們仍然有必要重提并澄清一個根本問題: 如何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

　　一、文明之“道”與衛生之“德”

　　生命倫理的探究方式，凸顯了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的基本價值訴求。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彰顯中華衛生文明的“道- 德”價值圖式。概而言之，此價值訴求可表述為: 傳承中華文明之“道”，彰顯中華衛生之“德”。我們總是在特定的文化歷史語境中提出并面對生命倫理學問題。因此，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在文化、歷史層面，必然涉及一種生命倫理學的話語“產出”的動機和前提反思。略而言之，這里存在一個根本之訴求，即透過生命倫理的話語方式來表達吾人之“如何安身、何以立命”的文化政治學或生命政治學意義上的安身立命的“大問題”。在這個層面上，我們需要從一種文化進路上，特別是從一種“意識形態批判”的視角上，思考生命倫理學的語境前提或歷史前提。一旦我們從這一方面進入生命倫理學問題，就會贊同恩格爾哈特做出的如下判斷，他說，“這樣的生命倫理學的語言是與俗世的程序生命倫理學的語言截然不同的……這樣的背景下，道德是一個真理，它超然于圣人的體驗，并牢牢地與歷史嵌合。”①借助這種看問題的視角，我們不難發現: 在“與歷史嵌合”的“道德真理”的向度內，生命倫理學的價值圖式在中國語境中的現實展現，它既不同于西方傳統基督教背景下的生命倫理學，又不同于西方現代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生命倫理學。它要求我們從一種文化歷史的語境視域進行“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的歷史還原，以反思生命倫理學的文化根本和精神命脈。

　　另一方面，雖然不同文化類型或文明體系在其文化歷史語境中都開出了“醫治受傷之心靈( 或靈魂) ”的“靈丹妙藥”，但“身體與心靈”的辯證法表明，從“靈魂轉向”到“身體轉向”，可以說，一直以來就是世界各大文明體系( 不論是基督教文明體系還是儒家文明體系)在其現代化的文明進程中都會經歷的道德形態過程。這并不是說，現代性不需要照料靈魂或者不致力于靈魂的拯救，而是說它把“身體問題”置于一種優先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與身體問題相關聯的現代醫療衛生及保健的專業化發展和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帶來的各種生命醫學倫理的挑戰。在這個層面，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要擱置具體道德內容上或具體道德立場上的眾聲喧嘩的爭議，將探究的重點聚焦于一種程序合理性的共識，以尋求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則。當然，達成共識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實際情況表明，我們有多少宗教，有多少關于道德、正義和公平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多少種對生命倫理學的俗世的理解。這導致的效應是: 對于醫療資源分配問題，我們既無權威理論和恰當說明，也沒有被普遍接受或公認的論證; 對于、保健分配、安樂死也無法達成普遍一致的公認的主張。“……更值得注意的是，對良善生活和正當行為，沒有一個富于內容( content - full) 的、普遍接受的界定。關于如何著手解決這一困難，并建立一個規范的富于內容的倫理學( content - full ethics) 和與之相適應的生命倫理學，也沒有一致意見。”生命倫理學在具體內容上產生的歧見和異質性話語，帶來了一種影響深遠的“共識坍塌”的危機。在這個問題向度，生命倫理的價值圖式在道德世界觀上的體現，要求我們從形式合理化視域或程序正當性視域進行“問題域”的邏輯還原，以思考生命倫理如何應對或求解普遍原則之論證及其應用的難題。

　　當然，今天高新生命技術( 包括基因技術) 、納米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進一步融合發展，帶來了一些影響深遠的倫理挑戰和法律難題。高新生命技術的發展遵循“支配對敬畏的絕對勝利”。它不僅僅構成了現代人之“生存”無法擺脫的“座架”，還支配著從身體到心靈、道德和情感( 例如在腦技術或神經科學的最新進展中所展現的那樣) 的領域。高新生命科技通過對基因、信息、細胞( 或神經) 進行操縱，發展出一種全面技術統治。在這個層面，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必然在關涉人性之本質、人格之尊嚴、人類自主性之內涵等實質倫理問題的理論詮釋、實踐治理和難題求解等論題，進而強調從實踐智慧和實踐理性視閾進行認知旨趣的實踐還原，以探究具體情境中倫理難題的求解之道。

　　以上三方面涉及生命倫理的思考方式或探究方式在文化取向、原則取向、問題取向( 或難題取向) 上的分殊及其話語方式的異質性分布。不難看到，它同時也特別地凸顯了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的基本的價值目的之訴求。一方面，就文化根源而論，我們當然不能脫離中華傳統的文化根脈和精神家園。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要讓生命倫理學傳承中華文明之“道”。

　　毫無疑問，我們總是從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中產生“生命倫理”的思考方式和話語方式。中國傳統的哲學和文化( 包括宗教、藝術、政治、法律等方面) ，是由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歷史性倫理實存及其文化價值核心產生獨具特色的理論話語和生命道德智慧，進而對衛生文明、生命政治、身體保健、醫德規范、生死問題等創構了一套源遠流長、影響深遠的生命倫理的精神資源。這是西方生命倫理學不能完全理解、也無法全面、準確地呈現“生命”和“倫理”以及“生命- 倫理”內在關聯的體系。我們必須面對或正視我們自己的生命倫理學的文化的、歷史的和意識形態方面，描述中華文明體系中“生命”和“倫理”如何結合成為一種偉大文明進程的“生命倫理”之“道”。

　　另一方面，就道德現實而論，我們不能脫離人口意義的醫療衛生和保健的現實生活世界。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讓生命倫理學關注當下中國生命倫理的醫療衛生現實，以彰顯中華“衛生”之“德”。不可否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構建不能脫離中國語境的“衛生”之“德”或保健之現實。“衛生”一詞在漢語語境中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日常用語，它的原義有“護衛生命”之義。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要面向當代中國語境，講述中國醫療實踐和衛生保健的故事，探究和諧醫患關系的建構途徑，解決中國醫療民生問題，求解人口健康和醫療公正的倫理難題。其重點應放在其現實層面的“保健”、“衛生”之“德”的關注上。在當今中國醫療衛生體制變革和衛生健康革命的全面展開及醫療技術進步的宏闊背景下，重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話語。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衛生美德論述只有轉化為一種現代性道德話語，融匯進“現代醫生- 醫院體系”的道德形態之中，并在精神實質方面完成現代性轉換，才具有普遍性并煥發生命活力。因此，在中國語境的現實性維度，我們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文明對話和文化融合的趨勢，引入“和而不同”的偉大智慧，匯聚全人類的良知和智慧，只有這樣，才能讓說“中國話”的生命倫理學呈現為一種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義的中華文明之“道”和中華衛生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