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堅持追問和選擇的途中經(jīng)典議論文

　　西方思想從康德以后發(fā)生了“詩性轉(zhuǎn)向”，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開始，各門學科都調(diào)整了視點，力圖從藝術(shù)闡釋入手進入本學科領(lǐng)域，最初的理由是宗教起源于神話，可神話并不是教義，而是藝術(shù)作品。進入十九世紀后半葉，如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存在主義哲學等幾乎就是從詩歌研究起步的，存在主義哲學在對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性主義的質(zhì)疑中，毫不留情地討伐了蘇格拉底對柏拉圖灌輸?shù)摹耙非笳胬肀仨氉叱龈星槟д稀钡恼摂嘧罱K讓人失去了“本真”的“此在”，讓人無法聆聽到神圣的聲音，直至喪失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家園”。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園，這個目標不是科學理性能夠?qū)崿F(xiàn)的，重返家園只有詩歌才能靠近。海德格爾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達”進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遠都處于“在途中”的狀態(tài)。葉世斌的詩集也叫《在途中》，這本詩集站在存在主義的哲學起點上，以詩歌的方式對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義進行了一次個人化的追問與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義到人道主義詩性哲學的嬗變，從而確立了一種不愿放棄終極的詩歌品質(zhì)。

　　海德格爾把詩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間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間的詩人，雖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詩歌是對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說來，由于詩是以個人化而非公眾化的情感體驗領(lǐng)悟著生存賦予人的痛苦、歡樂、收獲、幻滅、光榮、恥辱等種種事實，由于詩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絕真理過濾”，是一種真實可靠的吟詠，因而聆聽到了神的聲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現(xiàn)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認為人的隱藏的判斷力是超越純粹理性和實驗理性之后的審美經(jīng)驗和藝術(shù)經(jīng)驗，海德格爾的進一步總結(jié)認為就是詩。所以真正的“詩性”就是一種“神性”。

　　葉世斌的詩集《在途中》對生命、人格、尊嚴、價值、意義的追問和探索與存在主義哲學最先形成的是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上的對稱，這不是詩人選擇的結(jié)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詩中的懸空、無根、淪陷、沉沒、失蹤、幻滅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紙上，反復引爆，開山鑿石般地炸開前行的路。葉世斌“在途中”不只是為了抵達，而且是在途中不斷尋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贖中一路跋涉，最終立足于人道主義的城垛上眺望家園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動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時間和空間的選擇，就有了意義和終極的要求，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災(zāi)難。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須面對兩種存在可能：一個是本真的存在，一個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夾縫中卻被剝奪了選擇權(quán)，人的悲劇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強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眾意志、日常行為、傳統(tǒng)方式、流行觀念是根本不讓你超越的，而且是集體認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給了別人，把自己交給了“日?！保约翰辉偈亲约?，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譽的自己，海德格爾稱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買衣服逛商場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別人能夠接受的自己，說話做事的合理性是別人認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詩人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懷丟失的時光與風景，因為那里保留著沒有異化沒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著神性的光輝。

　　葉世斌的《在途中》與前兩部詩集《門神》和《傾聽與言說》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強度的情感爆發(fā)力和尖銳的感覺穿透力是葉世斌詩歌最顯著的特質(zhì)，而其詩歌的視點前后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前期的詩歌氣質(zhì)中流敞著尼采、叔本華的血脈，用焦慮、絕望的內(nèi)心體驗著荒誕和荒謬的存在如何將“自己”擠壓、異化、分裂，是由內(nèi)向外的透視和撕裂，是內(nèi)心演繹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虛擬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當一部分詩中，雖繼續(xù)堅持著早期既有的對生命、對存在的性質(zhì)認定，而視點卻轉(zhuǎn)換成由外向內(nèi)的遞進，即由客體的事實引發(fā)內(nèi)心的自省與審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這種轉(zhuǎn)變在詩歌形式層面上幾乎很難看出來，但它在另一個意義上昭示了詩人和詩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強化了內(nèi)心的質(zhì)感和體驗的具象，通俗地說，是具體的生活在詩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詩歌發(fā)酵一種臆想的生活。這樣闡釋是要說明葉世斌的《在途中》與荷爾德林的《歸家》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是詩歌的哲學，一個是哲學的詩歌。從閱讀對詩的期待來說，人們愿意讀到詩歌中的哲學，而不愿意讀到哲學中的詩歌。

　　詩歌的本質(zhì)是抒情，詩歌抒情的高貴性在于高端體驗中翻譯了不可言說的生存真相，唯有詩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這是詩人驕傲的根據(jù)所在。在全面技術(shù)化和物質(zhì)化的時代，人被擠壓到存在的邊緣，人注解著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義消解了人本主義，就像《鴿子一直傳輸和跟蹤我》一樣，物化了的手機屏上的“鴿子由來已久/一直傳輸跟蹤我/悉知我的快樂，憤怒，恐懼/和鮮為人知的秘密”，“我不時地望著它，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不只是傳輸和跟蹤，還有隱形的警告和隨時發(fā)生的出賣。在《我是一個被雷擊的人》中，“我”已被電控制了全部的行為，電成了另一種生存血液，“電流，這個世界和我的血液/輸入我的每個細胞，糾纏/和捆縛我?！比~世斌以詩闡釋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與荒謬，在人們集體被物征服之后，人們已經(jīng)失去了對自身的認知能力，不知道人實際上已成了“電源”的目的，人成了電源使用價值的一個目標，潛伏在我們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們自身的意義，刪除人的本真的天性，電源接通的時候，“現(xiàn)代物質(zhì)溫暖和照耀著我們/如同這個夜晚，被白熾燈/和取暖器瓦解，構(gòu)建/生活對我們的改變?！薄拔覀冇饬?，成為/夜晚的一種溫度”，那么我們的溫度在哪里呢？葉世斌以詩歌隱喻和象征的敘事體驗呈現(xiàn)了人的下沉和主體的失蹤，不謀而合了存在主義哲學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這一顛覆性的人的定義。人被逐漸納入到科技體系內(nèi)，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壞，人異化成了物的零件。葉世斌有不少詩歌揭示了這種混淆和異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攤》一詩中，“這些爭相購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購”，在不停追問與領(lǐng)悟中的詩人，極其準確地為當下的人進行了定位，這就是“客居”，當“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時候，人與“在世”的關(guān)系就是租賃關(guān)系，《城市和賓館大廳的一盆竹子》中我和這個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這個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賃在這塊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這里不是對生存形態(tài)的一種探究，而是對生存事實的確認。沒有家園而在途中，沒有本真而被懸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盤根錯節(jié)/被堂皇的鋼鐵和水泥籠罩/被客居的虛偽和倦怠傷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償還》中所說的，“租賃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變得沉重而殘忍”，當生命和生活的全部過程建立在一種租借程序中時，“客居的虛偽把我熄滅”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