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孫先生的詩歌拿給我看，似乎是虔誠的，一個是對他自己的詩歌，另一個也是對我。放了幾天之后，他又來了一趟，我覺得，他是來催我的。我只好直言相告，我還沒看呢。他也只好說：你忙你忙啊。其實，我的確很忙，即便單位沒多少壓手的活計，我自己的時間，也是安排得滿滿的，班前干什么，班后干什么，都有具體安排，哪怕就是誰找我喝頓酒，對我自己的計劃，都是個沖擊，只好把計劃重新調整了。見他急切的樣子，我只好答應他：在“五一”節長假期間，一定要看的，不但要看，而且還要提點具體意見，只要你不要不高興。聽我這樣說，他似乎很滿足，是他的表情告訴我的。

　　既然答應了人家，我當然是要兌現的。因此，在放假的頭一天，我就把他的詩稿平攤在我的床鋪上，拉開了仔細看的架勢。但是，幾次拿起，幾次放下，再幾次拿起，再幾次放下。最后，實在沒轍，只好硬著頭皮，用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終于在夕陽夕照的光景里，把詩稿看完了，我總算長長出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這位孫先生的詩歌創作，起步時間很早，從他詩稿落款的時間上看得出來，最早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就想，我那時還在鄉下務農，正過著集體戶的艱苦生活，而人家孫先生，已經在紙上涂鴉了，對仗也好，合轍也好，有沒有韻腳也好，不管怎么說，反正他是在詩的海洋里遨游，真的不簡單，他才比我年長一兩歲。幾十個寒來暑往，人走過來，詩也成行了。他文學愛好起步很早。我對文學的癡迷，真的進入所謂的創作狀態，要比孫先生晚個十年八載的。從這一點說來，我自愧弗如。

　　可是，在自我檢討的同時，又為孫先生遺憾，為什么呢？還能為什么，為他的詩歌嘛。他的詩歌，我覺得不怎么樣。從這點上說來，孫犁老先生是明智的，既然發現了人家對自己寫的書序不滿意，可以連夜用電報要求對方撤版，不在乎人家如何的不滿意，更不計由此產生的后果。即便后來他的老領導求他寫書序，他仍舊沒有應承。在治學和文學創作上，我佩服孫犁先生，在做人方面，我則更加佩服他了，性格耿直，為人實在，不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給人們留下了可資學習借鑒的榜樣。

　　我實在卻不開朋友的情面，如果真的就是強調自己就是不懂詩歌，一口堅決回絕，也就不至于陷于眼下的窘境了。

　　我為自己的臉皮薄而后悔不迭。但是，毫無辦法，只能如此，再一次不得不硬起了頭皮。

　　晚上，我坐下來看戲，是第六屆全國小品大賽。頭兩個節目不好，簡直沒心思再看下去。一個是本子不好，再一個是演員的表演欠工夫，二者歸一，所以不好看。也難怪，這兩個節目，都是非專業的。接下來的節目，要比頭兩個有意思，不僅本子好，而且表演也好，二者相得益彰、珠聯璧合，我在被表演吸引的同時，也在想著本子后邊留給觀眾究竟該思考點什么。

　　早上起來，頭一件事，就是從我的書櫥中找到了思宇一手操持的《現代格律詩壇》，看了看思宇發在第六至七卷上的一組詩歌。我雖然不懂詩歌，但讀完之后，覺得他的詩，除了洗練之外，更多的則是通俗易懂，且又寓意深刻，字面與內里的意義，似乎該大相徑庭，如果能夠見仁見智的話。由此，我更加堅定了我對孫先生詩歌的看法，如果他來，我一定實話實說，聽與不聽，即便是由此而氣惱，我也不怕，為他好嘛。

　　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的作者陳剛學說他父親當年對他的教誨是：做人、做藝術家、做鋼琴家。我理解這樣的話是：不管從事什么行當，具體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做人，要力求做個好人。這是起碼的，這是生活與人生的基礎。一般地講，做人是從事一切工作的基礎，沒有這，所有的一切，都將無從談起。不管從事哪個具體門類或行當，懂得藝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不僅必要，更是必須，只有把握了藝術的真諦，在此基礎上，從事具體的藝術工作，似乎就該有了對藝術的真感覺，那樣，鋼琴的彈奏，小提琴的演奏，聲樂的探索，藝術的表現，等等，就會具有自己的理解與追求了。那樣，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余的，都會有所得的，總不至于使人產生看不下去的感覺了。這樣想來，更加堅定了我對孫先生詩歌實話實說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