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科學，似乎一直隱藏在漫長的歷史與我們的生活中。在政治學中，它是人文關懷與科學決策；在個人性格時，它又是感性與理性；就連對感情生活的把握，也被簡奧斯丁高度概括成了“理智與情感”。可見，這樣一對矛盾的存在，是多么普遍的存在于我們每天的生活中；而對其的選擇判斷，又會多么深刻的影響著我們生活。而當把眼光放遠，一個社會對于人文與科學的把握也會影響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一個國家對其的把握，也必將深遠影響其方方面面的發展。

　　人文與科學之間，相互區別。人文歸根結底來源于人性，它所關注的往往是現實的情況，因此處于人性考慮下作出的選擇，經常是直接的、關注當下的；相反，由于科學來源于理性，其判斷與選擇往往是間接的、更加長遠且追求利益最大化。人文與科學的區別與對立，便造成了不同的判斷與選擇。但事實上，人文與科學之間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聯系與依賴。例如一項科學研究是否成功，要經過科學技術的考驗；而其能否在研究成功后造福人類，則需要人文情懷發揮作用。由此可見，我們無法把人文與科學分開來談，更不能一味否定一方贊成另一方。事實上，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生活中，我們做出的決定都要尋求人文與科學最大程度的統一。唯有這樣，才能得到最好的結果。

　　盡管如此，我在這里還是大膽的反其意，倡導我們的社會加大對人文的關注。中國從1840年被炸開國門，開始現代化之路起，便開始了科學之路。尤其是在嘗過工業化現代化科技化的甜頭后，受啟蒙思想影響下的中國人在思想中基本沒有對科學的質疑。記得小學課本上便經常會有課文贊賞某科學家或領導人，面對巨大社會壓力，選擇科學長遠之路，最終取得輝煌成就。我們潛意識里相信，科學是毫無瑕疵的，科學可以解決所有事情。任何不科學的不理智的不長遠的選擇和作法必是錯誤的。于是我們的社會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幾個月前的蘭考大火發生之后，許多輿論對于“蘭考媽媽”袁厲害進行了反面的評價。他們認為袁厲害沒有經過法律途徑領養棄嬰，是對法律制度的違背，會對中國相關法律建設起消極影響。的確，從這個角度來看，此說法沒錯，而且極為理性科學，尤其對于“法律建設的影響”考慮長遠。但為何這個評論聽起來如此別扭？對于自己的作法，袁厲害只是說：“看見街上有棄嬰餓得直哭，就撿回家自己養著，至少不讓他餓死。”這，是從純純的人性角度來說的。救起挨餓的嬰孩有什么錯？沒想到這么做是對法律的踐踏又能有多罪惡？但是我們的慣性的“科學”思路，卻讓我們變成了一只只冷血動物。這樣一個極端的事件，從側面體現出了我們對于科學絕對的盲目的崇拜，和對于人文的淡漠不屑。

　　這樣一個追求絕對理性，絕對長遠選擇的觀念的出現，對我們的生活有什么樣的影響呢？例如在婚姻選擇方面，理性長遠的價值觀便決定了我們要求“利益最大化”般的“硬性條件”，因為其可以最深遠的決定婚后的經濟生活。因此我們量化男女朋友的“價值”，由此出現了“寧坐在寶馬車上哭，不坐在自行車上笑”的觀念；也出現了眾多剩男剩女。試想，若我們稍稍注重一下感性的東西，我們的婚姻會不會少些功利化，多些純真與真愛。

　　對于生活如此，對于社會更是如此。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的科學技術發達，能輕而易舉地制成三聚氰胺、塑化劑云云；但是我們的人文關懷、道德意識卻相比極為缺乏，最終導致，我們的嬰兒喝的是毒奶粉，我們自己吃的是黑饅頭、塑化劑…科學發展固然重要，但是我想人文精神卻是科學能夠造福人類的基礎，科學只有在人文引導下，才可以真正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