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書法美學意象差異的形成原因，應該追溯到時代美學潮流。六朝書家多為門閥士族，以登臨山水、留戀詩酒之余為書，耳聞絲竹管弦、郎儂唱和的靡靡艷歌，目睹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綺麗風光，再將所感受到的社會風貌和自然景物亦即客觀事物的優美形象融入書法，自然要“以流美為能”；唐人自北朝以來歷經戰火兵燹之亂，整個社會長期存在的金戈鐵馬為美的尚武精神，熏陶融鑄了大批有名或無名的書法家的美學思想。他們與關隴健兒朝夕相處（或許書家本人就是其中一員），對后者那種質樸豪放的性格和威武強健的形象久已耳濡目染，加之習見深峻的山澤，廣闊的原野，天蒼蒼，野茫茫，胡馬嘶風，悲笳動月，旌旗耀日，佛象凌空；其闊大的氣勢、粗獷的線條、強勁的節奏、豪邁的風度、威嚴的姿態，經過形象思維的感受、提煉而融入書法藝術，自然會使傳統的書法形象脫胎換骨，面目一新，而形成唐代書法特有之雄峻堅實的風格。初唐時代審美興趣重心的回歸，更促使了唐代書法家自主意識的穎露和唐代書法美學模式的建立。當然，打破六朝權威的迷信，并不意味著對江南先進文明與文化遺產的全面排斥和簡單否定。如張懷瓘對右軍各體書法，還以推崇居多，僅就草書、章草二體提出異議，可見還是以繼承為主。但這勇敢的不同意見，卻如春雷驚蟄，向世人宣告著美學領域的復蘇。“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制品格以代權衡，于物于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頗能面質，冀合規于玄匠，殊不顧于聾俗，夫聾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暗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這以其標新立異駭世驚俗直言讜論令人頓開茅塞的美學鑒賞與批評標準，振奮著昔日不遺余力地推崇六朝模式今朝卻非打破六朝框架不能求得自身之發展的唐人的精神，鼓勵和引導著唐人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爛熟其實還是尚未可知的領域去開拓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