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先生二三事》閱讀答案

　　《葉圣陶先生二三事》是張中行寫的一篇文章，出自他的作品《談文論語集》。作者通過回憶與葉圣陶先生交往中的幾件小事，表現(xiàn)了葉圣陶謹嚴自律、待人寬厚的節(jié)操和風范，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的追思景仰之情。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了“《葉圣陶先生二三事》閱讀答案”，希望能幫助到您。

原文

　　葉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 。記得那是舊歷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消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之后，總想寫點什么，一則說說自己的心情，二則作為紀念。可是一拖延就三個月過去了。依理，或依禮，都應(yīng)該盡早拿起筆來。寫什么呢？這有困難。一是他業(yè)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別儀式印了《葉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yè)已經(jīng)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育、語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但紀念文是還要寫。為了不重復，打算沿著兩條線選取題材：一是寫與我有關(guān)的，二是寫不見于或不明顯見于高文典冊的。

　　我第一次見到葉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lǐng)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以字行，用葉紹鈞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與魯迅、郁達夫相比，魯迅筆下多鋒芒，郁達夫有才任情，葉先生只是平實規(guī)矩而已。相識之后，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雖然不能說錯，也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圣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中國讀書人的思想，漢魏以后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攙合的情況很復雜，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等等。葉圣陶先生則不攙合，而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處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圣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

　　凡是同葉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里去，見葉先生伏案執(zhí)筆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寫文章，文字標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開始。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xiāng)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diào)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普通話。普通話他生疏，于是不恥下問，讓我?guī)退逎櫋Ｎ页鲇趯λ淖鹁矗氩恢苯觿庸P，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見。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語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我遵囑，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復。我當然表示同意，并且說：“您看怎么樣好就怎么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yīng)該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jié)的事，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臺階，送到大門外才告別，他鞠躬，口說謝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zhuǎn)身回去。晚年，記得有兩次是已經(jīng)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他總是舉手打拱，還是不斷地說謝謝。

　　文革的大風暴來了，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幸而這有如陣風陣雨，不到片刻就過去。但交往總是不便了，何況其時我更是自顧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夠如《尚書》所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晃差不多十年過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舊，也就放了心。其時我是依據(jù)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結(jié)業(yè)，因為妻室是有兩只手，仍在城里吃閑飯的人，所以沒有返城居住的權(quán)利，雙肩扛著一口下了鄉(xiāng)。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xiāng)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后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xiàn)象，像葉圣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葉圣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fā)言。大概是“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于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里我只能說說我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量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人，思想和行動，范圍太廣，我想損之又損，只說說我深知，而且應(yīng)該受到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語文”方面；這仍嫌范圍廣，只好再縮小，限于寫作應(yīng)該用什么樣的語言這個像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說是不成問題，因為：一，看歷史，似乎早已解決。那還是民初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說“我覺得對”，文則要寫“余然之”，既增加了無謂的負擔，又不容易懂，所以應(yīng)該合二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為然，但這是大勢所趨，眾意所歸，不久就統(tǒng)一了天下，理，認定怎樣說就應(yīng)該怎樣寫，行，用筆寫白話。二，看現(xiàn)實，寫，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話。但這里還隱藏著不少問題。由文學革命時期起，就應(yīng)該有所謂白話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話，魯迅的白話，北京市民的白話，等等），能不能這樣寫，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這樣寫等問題。這且不管，文學革命之后，許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廣大的能執(zhí)筆而不成家的，總是這樣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數(shù)人、個別文體（如小說、戲劇里的對話）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離”。不即，是與街談巷議的口語不盡同；不離，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煉化的條理化的口語。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在現(xiàn)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數(shù)，從用語方面看，與過去相比，不即的成分顯然增加了，從而不離的成分就相應(yīng)地減少了。這表現(xiàn)為冗長，扭曲，修飾，晦澀，不像話。不像話，有影響，是不自然，不簡明，不易懂。這樣寫，有的來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來于看什么，學什么；但更多的是來于認識（縱使是不很明確的），以為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甚至不足以稱為文。有認識為依據(jù)，不即而離的文就會發(fā)榮滋長，終于成為文風問題。葉圣陶先生堅決反對這種文風，他提出正面的主張，要“寫話”。寫話，粗略說是嘴里怎么說，筆下就怎么寫；加細一些說是，所寫，從用語方面看，要是簡明而有條理的口頭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