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去看了革命巨制《辛亥革命》。 與以往同類型的鴻篇巨制相比，《辛亥革命》的電影語匯彰顯出創作者的別具匠心，在大歷史題材常態呈現的恢弘場面與全景敘事之外，難能可貴的著力于核心人物的命運節奏，及情節推進的內在邏輯，又絕非筆觸細膩、視角獨特這般空泛的字眼所能概括。

　　導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辛亥革命》一片，重在體現歷史精神。”“重”，決定了作者的態度，“精神”，決定了作品的品質，《辛亥革命》的不同凡響，恰在于這一字一詞，也正是因為作者們致力表達的“精神”之“重”：犧牲、奮斗、歷史擔當……才使得這部影片具備了真氣與靈魂。

　　“重在體現歷史精神”的話外之音，想來應是“不拘泥于歷史細節”。歷史片不應拘泥于歷史細節這一創作觀念，筆者歷來深表贊同。歷史片或歷史劇不同于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文獻，藝術作品與歷史典籍的表述和閱讀則完全分屬于兩個獨立的語境，粗暴膚淺的籠而統之，既有害于藝術鑒賞和創作，也無益于對歷史的解讀、普及與研究。

　　在《辛亥革命》一片中，不拘泥于歷史細節的描繪處處可見，比如黃興和徐宗漢戰地愛情浪漫的后果前因、起伏輾轉并不見于任何浩瀚正史的白紙黑字，卻能夠讓我們感受到歷史的余溫。

　　然而，在對“不拘泥于歷史細節”“重在體現歷史精神”這一創作觀高度認同的基礎上，筆者卻必須要對電影《辛亥革命》中一個核心細節的表述提出質疑，提出質疑的前提基于對以上所述創作觀的一個重要補充，當我們在創作中對某些歷史細節的重新解釋、設置和改動在本質上有悖于我們所“重”的歷史精神的時候，這些“歷史細節”的語義已非“細節”二字所能涵蓋。簡而言之，我們為了“體現歷史精神”，可以“不拘泥于歷史細節”，但絕不能不尊重最根本的歷史觀！

　　我所要提及的這個核心細節，出現在影片一號人物孫中山得知武昌起義勝利后，為阻止四國銀行團向清政府借款、并爭取英法政府對中國革命政府給予外交承認赴歐斡旋這條敘事線上。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這條敘事線作為核心敘事線，與國內陽夏保衛戰的線索共同支撐著整個故事結構。更為至關重要的，這條敘事線隱含了對辛亥革命的理論根源、國際背景、外交影響和革命走向的深層解釋。因此，這個核心細節就尤為重要、不可等閑視之。

　　所以，當孫中山闖入四國銀行團會議現場，慷慨陳詞時，銀幕上赫然出現的字幕“英國 倫敦”就不能不讓筆者產生強烈的疑惑。

　　疑惑來自于：

　　其一，《近代史研究》等史料中早有明確記載，1911年11月，四國銀行團正式在巴黎開會議決，停止向清政府貸款。

　　……那么，在巴黎召開的四國銀行團會議，何以在《辛亥革命》一片中被安置在了倫敦？

　　其二，孫中山在赴歐之后先后抵達了英、法兩國，現今所存的歷史文獻中，對孫在英國的活動罕有記載，可見他在英國倫敦遭受了政府和金融界的冷遇。

　　正是因為對倫敦的失望，孫中山才轉赴巴黎。現存的史料證實，孫中山在巴黎行程雖然短暫卻非常充實，據法國外交部當時的文件記載，孫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東方匯理銀行的經理進行了交談”。另有史料表明，孫中山在法國眾議院大樓與議員阿爾弗雷德·馬塞、呂西安·于貝爾等進行了“極為和洽”的會晤。阿爾弗雷德·馬塞本人曾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燈籠報》上寫了一篇有關中國的文章，談到了和孫中山的這次會面。《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也提到，“孫中山曾在這次會面中，提出法國愿否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各議員均答以自當竭力為之。”

　　當時的法國新聞界也同孫中山進行了接觸，《歐洲信使報》對孫中山的來訪做了報道，還并發表了孫的聲明。孫中山在離美赴歐前，“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卻一切報館訪員”，到英國后，也還是隱姓埋名，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有在到達巴黎后，才開始公開出頭露面。(麥高邁：《中華民國》)。

　　孫中山自己在1918年回憶道：“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為最懇摯。”

　　孫中山離開巴黎之后，作為其代表的胡秉柯訪問了法國外交部，與法國官方的接觸獲得了重大進展，足以證明法國政府開始重視中國革命的成果，孫中山在歐洲外交斡旋活動的延長和繼續，卻只在巴黎而并非在倫敦發生。

　　顯而易見，倫敦之行乏善可陳，巴黎小駐收獲頗豐，何以《辛亥革命》卻忽略了孫中山在巴黎的這些重要行跡，而把注解留給了倫敦二字呢？

　　其三，法國共和制度的建立，是進步力量進行殊死斗爭的結果，而不是專制勢力恩賜的產物。

　　而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由來，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中，確實有對其保留了封建殘余的擔憂。法國的共和制度對孫中山思想和精神層面的影響，更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不可等同視之。而巴黎對中國辛亥革命的態度，當然要比倫敦來的積極。

　　那么，《辛亥革命》又何以將巴黎置換為倫敦，如此“避重就輕”呢？

　　倫敦，還是巴黎？雖然在世界地圖是近在咫尺的兩地，卻在辛亥革命的歷史圖冊上有著遠非一步之遙的距離。

　　將倫敦和巴黎這兩個在辛亥革命史上語義全然不同的地名在影片中本末倒置，或是因為編導們的疏忽？這就更加令人不解，因為現存的文獻和史料在這個歷史細節上表述的非常清晰，也并無爭議，做功課的編劇和導演，或者還有提供咨詢的歷史顧問們，順理成章的忠實于歷史記載便是，又何必多此一舉移花接木？

　　如果是編導和顧問們在這個歷史細節上有意為之，那么，又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和目的？因為英語比法語聽起來更加熟悉順耳？(若是因此緣故而篡改歷史敘事節點，未免過于輕率了。)因為英式場景在視覺上更有美感？(影片中出現的會議廳和露天午宴，怕是分不出英式法式的吧？)或是由于編導們對君主立憲有更親切的情感傾向？……這個，筆者就不敢妄自揣測了。

　　最微妙的一筆，是影片中這個單元結束時，響起的卻是《馬賽曲》的音樂，在略感突兀之外，倒增添了更大的疑惑。

　　懷著這份不解與好奇，筆者只想向《辛亥革命》的編導討教一個答案，為什么不是巴黎，而是倫敦，因為這不僅是兩個地名，而是有可能涉及到《辛亥革命》的歷史觀……

　　可倘若沒有一個嚴謹、明晰的歷史觀，又何談尊重張黎導演所說的歷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