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賞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錯，閱讀時總有此種體驗：朗讀唐詩宋詞，體會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憂國憂民;品讀近現代文學作品，仿佛看見海子的不羈，林徽因的柔中帶剛……文章與作者本人總是相似的，好像父母與孩子，血脈思維息息相通。

　　但，總有例外。

　　金人元好問就認為“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有時甚至會背離人品，呈現出虛偽的作者，這又作何解呢?

　　實際上，這兩種理論并不矛盾。性情確實影響文章，但影響的是“心文”。這種文章本就是作者抒發內心世界所作，字字皆關情。書寫之時，作者力求將內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極力展現，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寫成的文章，常常帶著某種歷史也抹不去的光輝。就好像《報任安書》，哪怕讓一個早將司馬遷的故事爛熟于心的人來閱讀，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與之相對的是“用文”。這種文章總有某種實際用途。高尚但貧困的作家可能寫下流作品換稿費糊口，小人則以修飾之文博取功名。這種文章，如何不背離作者人品?

　　兩種文章魚龍混雜，被蒙騙是免不了的，因此，我們才要賞之以文，考之以史。

　　“賞”，文章是“賞”的。我們閱讀，便是在欣賞，欣賞文辭佳句，并試圖從字里行間拼湊出作者的形象。但這形象也只作欣賞用，若拿來作嚴謹的論述，未免太過輕率。在未分清心文與用文之前，這個形象只是我們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時，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記載的作者生平、他人評價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獵俗語所說：“熊大窩里怎樣，才是怎樣。”作者在生活中怎樣，人品才怎樣。

　　高尚的作者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時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內涵，將他的文章與人品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有益無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們也能了解到個中緣由，作出客觀的評價。偽造者在史料面前是無處遁形的，花言巧語的功名，騙得了一世，騙不了百世。

　　賞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結合，作者的真實才清晰浮現。以如此客觀之態度品讀古今作品，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獲得超越區區一紙文字的精神體驗。

　　篇二：似曾相識燕歸來

　　現代刑偵理論中總有憑筆跡辨人一說，因為一個人再怎么隱藏、偽裝，流在骨中的血脈是不變的，而筆跡如是，文章亦如此，于書山稗海中沉潛含玩，鉤沉覺隱，一旦發而為文，縱有千萬般隱匿修飾，字里行間總是風流個性，不可抑勒。

　　普魯斯特早年時發表過一些小說與評論，縱然與舉世聞名《追憶》一文相差頗多，不論從語氣還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細品味，他那對于細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終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氣味與滋味卻會在形銷之后長期存在”，它們“以幾乎無從辨別的蛛絲馬跡堅強不屈地撐起回憶的巨廈”。他的風格就如同他的氣味，別人模仿不來，他也去除不了，無論是什么內容，揮之不去的總是“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

　　所以，不論是作家還是平凡人，一旦拿著筆寫下字，就相當于把自己的思維、人格的一部分展現出來，而歷史洪流可以湮沒人的生理性存在，卻永遠無法改變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傳遞思考與精神的最好載體，即使手稿丟失，復本重印，一個人留在文章中深層次的精華卻會在時間的積淀下長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戲弄人世，隱藏自我，句式可以轉換，語氣可能顛覆，但文字中埋藏的個性和獨有的特點總會在不經意間表露出來，值得我們玩味深思。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想，大師大多在時間上離我們遙遠，如果沒有這些可以彰顯其風骨的經典之作，他們又怎能令我們無端欽慕?“似曾相識”的絕不只是表達方式，而包括一個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獨特的“掌紋”。

　　就像伍爾芙自然流露的女權主義思想，哪怕在《墻上的斑點》中也略有體現，而古斯塔夫·福樓丁的細致與抑郁即使在這樣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詩歌風琴的手搖柄，而你要為你愛的生活而生”一闕情詩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說大先生的戰斗、批判與血性。艾略特的哲學思考與反省，“山的那邊，雷聲轟鳴”。就算是當年法國一位著名批評家模仿意識流大師喬伊斯的筆法挑戰意識流小說，大眾仍能從一個個細微之處看出他的獨有風格。畢竟，“似曾相識”不只是普通的一個詞語，它能讓人們循著氣味，找到當年給你以震撼的那只燕來，無論它是否回歸，熟悉之感早已匯入骨血，化為純釀，讓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紀伯倫曾寫道：“死亡改變的只是覆蓋在我們臉上的面具，農夫依然是農夫，林居者依舊是林居者，而將歌聲溶入微風中的人，他依然會對著運轉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層思考就如同那個歌唱微風的人，無論面具怎么多樣，你仍然可以看見那最本質的東西，畢竟“似曾相識燕歸來”。

　　篇三：文如其人

　　以前聽說過字如其人的說法，說通過一個人的字跡便可大致看出這人的性格品質，后來又聽到文如其人的這一說法，即文品大可等同于人品，一個人若書讀得多，文章寫得好，其做人的標準也會在無形中得以提高。所謂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說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便會把你所想的東西通過文字表達出來。

　　說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談到文風這一問題上，所謂的文風就是文章所體現的思想作風，或者文章寫作中某種傾向性的社會風氣以及作者語言運用的綜合反映。在我認為，文風分有剛勁有力與綿柔感性兩種，書面語說即豪放派與婉約派。豪放派比如辛棄疾，蘇軾，婉約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說文如其人的話，婉約派的代表詞人似乎更具說服力。李煜因國破家亡這一悲慘的人生經歷，在后期的詞風多以凄楚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遠逝，內心悲苦不已，寫出“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他們內心是同樣的悲傷難過，所以寫出的詞便也傳達給人這樣的憂愁。而豪放派的蘇軾，站在江邊仰天長吼“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與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撓的與世俗奮戰的品性不是遙相呼應嗎?而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證文如其人這一觀點嗎?

　　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寫好一篇文章，想要擁有好的文采與為世人折服的文筆，是不是就意味著你的人生經歷要出彩呢?不管文風是豪放派還是婉約派，各有各的可取之處，古往今來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賞膜拜，只是文風與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幾乎可以說是關乎一個人的自身發展狀況的概述，就像一個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寫出來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棄的，不會有人愿意浪費時間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給人以正能量，教給人們積極向上的東西，這樣文字才會被人們津津樂道。

　　所以說，與其想著如何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不如先學會怎樣做人，一個人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為一個正直的人，當你提高了自身的修養與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為大眾歡迎追捧。無論如何，請記住，應該做一個“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