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或“義”的達成

　　三十多年前，能與理想關聯起來的想法唯有讀書。父親是教書先生，薪水不多，倒也足以養家，有時候還能接濟一下隔壁鄰友，因此頗受村民們的敬重。“做個讀書人”幾乎成了我和小伙伴們共有的理想，至于讀了書后能做什么，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表達出來，大家只知道好好讀書，會有出路。

　　在農村，能見到的書籍非常有限，除去卷了角的幾本教材，再無別的閱讀資料可看。相對而言，我是幸福的。主修中文的大哥后來也當了老師，父親和他擱置在書架上的許多書很快成了我的精神大餐，諸如《中文自修》《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水滸傳》之類的書目都曾被我囫圇吞棗地翻看。有了這份“夜草”，原本瘦弱的“小馬駒”逐年健壯起來——代表村學參加鄉鎮教委組織的比賽時，能夠拿到作文和“百科知識”類競賽的某些獎項。當我將汗津津的小獎品拿給母親看時，得到的贊許與鼓勵讓自己恍然有了“讀書人”的一些幻覺。

　　中學時代，我的理想仍舊是“好好讀書”，能不能考上大學、考個什么樣的大學根本不在自己的設想之內。稍大一點的變化是，和老師一起創辦了“雛鷹”文學社，并熱衷于蠟紙刻印刊物，一些豆腐塊文章和短詩開始見諸報端。高一時，非常幸運地成為魯迅文學院少年作家班首屆刊授學員——所有成員人手一冊《作家通訊》，都有一位指導老師，完成的作業擇優刊發于《作家通訊》，配發老師的點評。很多年以后，當我以青年作家的身份走進魯迅文學院，成為高級研修班的學員時，一種恍若昨日的欣喜感油然而生——經歷過落榜復讀的苦痛，品嘗了鐵杵磨針的艱辛，終于來到了大學中文系，如愿走進了魯迅文學院。我知道，我的理想一直都在，與之前相比，有了略微清晰一些的輪廓：從此不再學習令人頭疼的數學，專門讀書，讀文學書。這些年，當我在不同場合與魯迅先生的肖像對視時，關于理想的認知似乎多了一層含義。

　　原來讀書本身并不具有理想的內核，實質上它只是抵達某一理想的有效途徑。譬如魯迅先生讀書寫作，為的是喚醒民眾的覺醒；史鐵生讀書寫作，為的是獲取精神的救贖與超越；更多有良知和見識的讀書人寫作，為的是真善美的發現與傳遞。而我讀了這么多年書，也寫過一些長長短短的句子，其意義何在？漢代大儒揚雄曾說：“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后發，發必中矣。”思忖再三，茅塞頓開——于讀書人而言，最高遠的理想非“義”莫屬。

　　“義”字從“羊”從“我”，本意為“公正合宜的道理或舉動”，這不正是歷代仁人志士窮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社會法則嗎？儒家倡導“仁義并行”，在我來看，“仁”強調的是倫理道德，“義”更看重普遍的存在和存在的合宜性。同為犧牲之意，“殺身成仁”多少帶了點目的性，而“舍生取義”更顯自然、率真的一面。回望自己讀過的書本，寫過的文章，絕大部分顯然囿于自我的小天地，或沾沾自喜，或故作深沉，與揚雄所言的“義”，與魯迅選擇的“義”相距甚遠。這可能與自己生性綿軟、懦弱有關，更與自己讀書不多、眼界狹窄關聯。

　　義心孤劍直，學海怒濤深。當我終于決定將“義”作為今后的理想追尋時，驀然看到自己無處不在的空洞和無力。這樣的發現并不使我難過——我似乎更加明白從此每說一句話、每做一件事，盡可能避免“妄”和“裝”的存在。據此，我也相信，“義”的達成，必將是一個充滿未知和美意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