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景色定格在狹小的車窗中，一眼望去，盡是大小不同、顏色各異的車。我們的車子淹沒在車潮中，像遷徙的群鳥中一片微不足道的羽毛。

　　堵車了。

　　我靠在窗邊，透過窗外的蒙蒙細雨四處張望：緊閉的車窗里，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抱著奶瓶的嬰兒，舉著手機自拍的年輕人，白發蒼蒼的老人。

　　一只小狗用爪子刨著車窗，看著它，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彎彎的小巷里，住著太奶奶和小泰迪狗，每逢過年放鞭炮時，小狗總是跟著我們跑，上躥下跳。煙火劃亮了那條小巷，黑夜變得格外燦爛。

　　坐在藤椅上的太奶奶，看著我們玩鬧，笑得如同一個孩子。時不時地招呼我們去吃凍米糖。

　　太奶奶手里的凍米糖——炒過的香米，和著花生仁、芝麻，裹了一層厚厚的糖油——帶著她掌心的余溫，是過年時最甜的一種念想。

　　車子在我還沉浸于凍米糖的香香脆脆時，悄然開動，駛入了一個小小的服務站。

　　服務站里擠滿了人。走進唯一的面館，面館里竟只賣一種面和餛飩，柜臺前排著長隊。隊伍里，有人戴著指頭粗的金鏈子，一掏就是百元大鈔；有人雙手黝黑生繭，掏出的是皺巴巴的零錢。

　　趁著大人們在排隊，我溜到廚房門口。

　　旁邊一位胖胖的叔叔問包餛飩的大媽：“在哪兒過年？”

　　大媽笑呵呵地說：“就在這兒。”

　　“你們一家人都在這兒工作？”

　　“不是的，女兒今年大學畢業教書了，兒子還在讀大學。”大媽一臉自豪，“快過年啦，打工的都回家過年去了，人手不夠，全家來幫忙。收銀的是我女兒，我丈夫下面，我和兒子包餛飩。”大媽一邊麻利地包著餛飩，一邊接過話：“我們服務站不休息，不能回去，把兩位老人家接過來，就在這兒過個年。”大媽在廚房里搭訕著，忙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