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講的是在青年文學家塞巴斯蒂安英年早逝后，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書中的第一人稱“V”）決心為他寫一本傳記，可是他們多年來聯系極少，V缺少關于哥哥的第一手資料，于是他的“偵查”工作就此展開。

　　納博科夫的小說讀多了，她漸漸培養起一種戒備心，就像夜晚獨行的人面對來人捂住自己的拎包。納博科夫很喜歡玩一種讓人難辨善惡的把戲，第一人稱的敘述往往帶有偏見，又或者是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合起伙來對第一人稱有偏見，直至最后也沒有定論，或許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所謂善良的人，如果你想在納博科夫的小說中看到棋盤上鮮明的黑白色，他會放棄你的。

　　由于缺乏一手資料，V只能通過自己的回憶、塞巴斯蒂安身邊的人的談話和他的文學作品來窺測他的內心，這是一部無法不帶有偏見的傳記性小說，但因為包含難得的人道暖流而使讀者悅納了所有的偏見，并自動選擇了陣營。

　　這是首先應該從情感趣味上給予其感激的原因（書的最后一部分使她回憶起多年前在相山廟的痛苦和跪拜）（非常奇怪的，她從回憶里又生出文學性的預言，她能夠創造出周遭香客圍觀她的目光和爺爺因為這些目光而對她產生的下意識的責備）。

　　納博科夫在書中用不少的篇幅談論生死。塞巴斯蒂安是一個在別人看來有些古怪的人，的作家，但塞巴斯蒂安本人對此甘之如飴，又或者說，他與他人的痛苦來自不同的維度。當塞巴斯蒂安發現自己有不同于常人的敏感（而不只是簡單的青春期焦慮）時（他在處理世俗事物時意識總是開小差），只經歷了非常短暫的困惑，就將之拋到腦后。他看待這個難題，就像興高采烈看電影的小孩想到明天不得不上學，就像津津有味看小說的她想到一個月后不得不做一個截骨手術。

　　他并不自命不凡，也不故弄玄虛，他用一種消極和慵懶的無為模樣來應對日常生活，這懷有極大的善意，然而他真正的痛苦，來自于荊棘叢生的美學之路。

　　這種態度極大地啟發了她，“自我意識”不是某件華麗的衣裳，而是她的皮膚，不必展示它，也不必爭取它，甚至感覺不到它存在，這是一種與對日常生活的無視截然相反的無視。

　　納博科夫描述了因病痛而瀕死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思考生命的情感和哲學，就像即將乘船遠行的人看著岸邊揮動的手帕；第二個階段是痛苦窒息了所有的思考和回憶，就像一個農夫使勁踢他的狗；第三個階段是精疲力盡，對死亡不再感興趣，就像大汗淋漓的男人們擠在一個三等車廂里打呼嚕。

　　納博科夫把時間和空間比作人類發明出來的作為謎語的謎語，而塞巴斯蒂安在死前已經猜出了那個“毋庸置疑的謎底”，V最后舟車勞頓去到塞巴斯蒂安所在的醫院，也沒能來及聽到那個謎底。

　　雖然起了這樣一個標題，可她也不確定這個“毋庸置疑的謎底”到底是什么，迄今為止她聽過的最有說服力的答案是：生命沒有意義。《月亮和六便士》里說人生就像一張波斯地毯，《存在與虛無》里說存在先于本質。這是最不拿腔拿調的勇敢的結論，倘若有人從中聽出半分莫須有的悲傷，那都是一種裝腔作勢。

　　納博科夫提到一種死亡的吸引力：“人體的生長被認為是倒掛式的，猶如一滴懸垂的水珠，逐漸拉長，最后跌落，完全消失。”這令她想到博爾赫斯說“死亡就是水消失在水中。”隨之大船起航，汽笛轟響，船上的人都活過來，太陽的金光還有五十英尺就要射達甲板，她立刻合上了帷幕。

　　納博科夫對靈魂和來世也有著近乎唯物主義的看法，它們只是存在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只是一種相互模仿，這與反物質猜想（“孤獨的電子”）和博爾赫斯的“重復”和“無限”類似。

　　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是“一”（是“孤獨的電子”，是博爾赫斯的“原型”，是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它包含著萬事萬物秩序的一致性，其他事物都是對“一”的重復，“毋庸置疑的謎底”就是這個“一”，它就藏在塞巴斯蒂安的《可疑的常春花》里，就藏在博爾赫斯的圖書館里，呼之欲出。

　　納博科夫對愛情的看法也是如此，愛情是“一”的奇特性的倡導者，因為它先天具有排他性。愛情具有本質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