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力斯·凱撒》作于1601年，莎士比亞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完成《第十二夜》這部無憂無慮的戲劇之后，幾乎是緊接著，莎士比亞寫出了《裘力斯·凱撒》和《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一句話表達出了這兩部劇共同的主題：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

　　先前為我們每一個人所無意識地擁有的對人類生活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仰破滅了，必須尋找新的信仰，否則生活便會成為酷刑。《裘力斯·凱撒》便是一個找尋者的第一次試驗，他已不能忍受，需要這個問題的答案立即出現。而普魯塔克似乎是一個解：一個道德家，深信道德是全權的、萬能的，凡人只需信守責任，便能在任何生活變故中得到安慰。即，一個人只要自己不做不公正者，就能忍受無論怎樣的不公正。

　　普魯塔克的道德是純潔的，卻并非自律的。他的道德是宗教的道德，不公正者必遭神譴。而17世紀的莎士比亞盡管把道德與宗教完全分開，但卻并未放棄宗教思想，即，這個無形的上帝，可以享有貢品，甚至是人類這樣的貢品。

　　作為一個道德家的高尚的勃魯托斯，即殺害凱撒的兇手，最適合用來證明這一思想。勃魯托斯也是有哲學的，他教人正視任何災難，并且敢于承受一切偶然的不幸。這種哲學，以神權為依據，無數次要求勃魯托斯做出犧牲。在凱撒和龐貝廝殺時，他選擇站在殺死自己父親的龐貝一邊，因為他認為龐貝的事業是正義的。當凱撒開始對那古老的自由構成威脅時，他選擇便選擇把凱撒——自己的恩人和朋友，獻祭給道德。

　　被獻祭給道德的，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不是隨便什么人，而是自己最親近，最鐘愛的人……如果問：道德要這些祭品究竟有什么用呢？而道德的立足點卻似乎是高于這樣的問題的，即：不需要理由，這是我的意志。

　　勃魯托斯往往被批判為“不實際的理想家”，但是這所有的譴責所應當針對的，不是勃魯托斯，而是道德本身。勃魯托斯刺殺凱撒，并不是出于任何利己的動機，也不摻雜任何目的——不含任何幸福論的因素，而僅僅是為了履行道德指責的要求。他甚至沒有一句質疑，一句抱怨——任何抱怨都意味著對道德的不信任甚至是譴責。勃魯托斯有責任認為自己有著幸福的命運，因為刺殺凱撒意味著成為道德的選民。

　　莎士比亞并非對已然消逝的羅馬抱有任何希望，他只是需要在生活中尋找到某種最高本質，在絕望和無望的時刻來支撐一個正在墮落的人……他被要求獻祭，于是他想要弄清，他的祭品將被奉獻給誰。他該如何為勃魯托斯辯解，處于不幸和挫折中的勃魯托斯，要比幸運的凱撒更高，更正確，更值得尊重？

　　“道德是正確的，獻身于道德的人也是正確的。所以最大的幸福不屬于凱撒，而屬于勃魯托斯們。需要的只是始終不渝，只是不怕犧牲，相信最高的遺訓——其余一切都會迎刃而解，而受難者終將得救。”——而這是否是一個騙局？

　　勃魯托斯按照命運的要求做了，而這一切的不幸換來的只是一句宣告：“這是一個漢子！”這種麻木不仁的獎賞，就是道德所能還報的一切？不，比這還糟——就連勃魯托斯本人，在最后時刻，也失去了繼續服務的興致，拒絕了那一最高的“絕對幸福”。

　　劇中的其他人物——凱撒，是一個幾乎漫畫化的人物；而安東尼，則是一個杰出的、無與倫比的野獸標本，比凱撒更加遠離道德自律；勃魯托斯的可憐的伴侶鮑西亞，在任何方面都沒有過失，卻被永不饜足的道德吞噬了；另外還有一個具有多側面的劇中人，輕信的、善變的、忘恩負義的、殘酷的民眾。得勝的既然是正義，那么羅馬何妨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