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讀書筆記
《歷史研究》是英國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著圖書。歷史研究的讀書筆記,我們來看看下文。
歷史研究的讀書筆記【一】
《歷史研究》出自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為十冊鴻篇巨著,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湯因比認為,不應該把歷史現象局限在一個民族國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圍進行比較和考察,這個更大的范圍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數有創造力的人創造引導發展的,或言之,沒有這些人,文明將會停滯不前。而這些有著創造力的少數人也并不是總保持著創造力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斯賓格勒等著名歷史學家就認為文明終究會衰弱,正如人逃不過生老病死的規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無法擺脫“衰弱”之命運嗎?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創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雖存在諸多的缺點,卻仍可承受此等贊譽。認識存在相當的主觀能動性。文明之所以會有興衰,原因無他,皆是人能否發揮了主觀能動性;衰無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敵人正好在你的體內,你所犯的錯誤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說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進步與否和有創造力的個體有關。經驗表明,有創造力的人都會讓社會上的多數人來模仿自己的行為。這種模仿是一種機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創造的心靈。此種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將已有的文明在空間上拓展,在時間上延續。同時,這些有創造力者在社會作用下有可能會迷失自我,他們也因此喪失創造力。當他們喪失創造力時,人們將不再模仿、遵從,是此,有些“原有創造力者”會采強迫方式。正謂之,“先知變成教官,圣人變成暴君”。亦即,當已失去創造力之人迫使社會其他成員模仿、遵從其反文明的行為或言語時,衰亡便露出端倪。興兮,衰之所伏;衰兮,興之所依。
所謂的迷失自我究為何意。人是和環境不斷密切互動的,這個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人在過多的崇拜情形下,就變得樂于享受并安于現狀,這也是他們喪失創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歷史上的羅馬帝國、威尼斯王國、意大利王國皆是如此。盛極一時、風靡地中海的古希臘曾一度擊敗強大無比的波斯帝國,就是這樣的古希臘文明也歸于消亡。他們沒有敗給強大的敵人,而是敗給了驕傲的自己,敗給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過去時的豐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創造力)。樂成的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不加以進一步的創造或改良,就無法應對新的挑戰和障礙,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歷史的常戲。
如此就有人追問,難道沒有一直對各種榮耀和夸贊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創力之人嗎?歷史中不乏這樣的人。然則文明得以傳承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即是前后輩的人持續地發揮創造力。文明斷代進而衰弱的現象正是說明具有原創力的人自身創造力的喪失和后繼具有原創力之人的缺失。
讀史明今,個體的生活何嘗不是另一種簡短的歷史,也上演著興衰。從洪荒混沌到識得禮義技能,每一個進步都是創造力的再現。生活或者工作學習,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進取,則如逆水行舟。現有的經驗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識體系和完善為人處世方式,就顯得尤為必要。
歷史研究的讀書筆記【二】
未曾接觸湯因比這句話的時候,一直沒有想到過,看了湯因比這句話,回頭想上一想,生活在經常打些無義戰的春秋時代,或周游列國,或退而辦學,孔子一直在推銷和傳授他的治國方略和仁義禮智的理想,確乎不曾有過要實現政治統一的意思,孔子頭腦中未曾有過秦始皇和劉邦式的大一統思想,孔子那里幾乎沒有什么國家概念,從孔子周游列國看,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雖然他是魯國人,如果有哪個國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許用些力氣可以從《論語》以及和孔子有關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愛國主義”方面的東西,挖掘出來怕也總是勉強。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無“屈原”之用。這也許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約之以己,以“禮”約之以君臣人倫,他的著眼點在文明建設,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統。春秋時候雖然時有不義之戰,但這些戰爭似乎多屬國與國之間利益情仇性的沖突,于華夏文明并無大的不利,沒有像戰國末期那樣把文明拖入凄慘的境地,而以同一華夏文明為背景,人們在政治上分為一系列相對獨立的國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發展和建設或許還有些自由爭鳴、相互促進的好處。越來越仰仗武力的戰國末期是讓人遺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處都是硝煙,春秋戰國乃是中華文明史上非常輝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爭鳴”就出現在那時候,中國的思想在那時候非常活躍。湯因比說:“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統一之前,中國早已實現了文化統一。在這方面,中國最偉大、最富創造性的思想文化運動發生在兵連禍接的春秋戰國時代,即完成政治統一之前。這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哲學學派奠基人所在的時代。”
湯因比認為,中國最初擁有清晰的歷史記載的時間不早于公元前9世紀或者公元前8世紀。就我們所知——湯因比說——中國的夏代是傳說的朝代,亦即“無文字記載”的“前文明”意義上的“史前史”時代,商、周政權是真實的存在,這有商代刻寫在“卜骨”上的銘文和具有指導意義的同代文字史料為證。即使這樣,湯因比指出,仍沒有證據表明,商朝政權是同秦漢王朝及其之后的各個化身一樣的政治實體。湯因比認為,由始皇帝完成并經劉邦加以拯救的那種政治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湯因比知道,他的說法是不為中國學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紀初,湯因比的說法可能就更不能為中國學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參見陳寧《“夏商周斷代工程”爭議難平》)
《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質疑,這個就不說了,倒是湯因比的一句話現在也可以拿來一用。他說:政治統一“這是后來的輪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從漢代起才被中國學者當作他們對整個中國歷史的解釋模式。結果,這個模式在不違背事實的情況下就不能適用于中國早期史。但中國的學者寧愿違背事實,而不愿放棄他們這種自成一體、先入為主的解說”。
其實,即使承認湯因比的說法,也不會影響華夏文明的輝煌,多少國家并不用借光于歷史斷代。
研究一下湯因比的一些論述,也許對一些傳統觀念會有些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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