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論》為《西方經濟學圣經譯叢》之一，大家是否閱讀過這本書呢？從中又收獲了什么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準備的《賦稅論》讀書筆記，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內容哦！
《賦稅論》讀書筆記【1】
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我斷斷續續地對《賦稅論》進行了閱讀，這也是我讀完的第一本經典經濟學著作，收獲頗豐。不過配第在前言中十分謙虛地稱“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清楚我腦海里的一些令我煩躁的想法，而不是供他人參考或者解決什么實際問題”。但是我想，幾百年來，有無數人在《賦稅論》中收獲了很多自己想要的東西，也“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
《賦稅論》的目錄大致反應了其內容：一、公共經費的支出、增加與對策；
二、賦稅征收的障礙與征收方法；
三、利息、自由港與各種稅種（關稅、人頭稅、什一稅、國內消費稅等）的介紹與具體征收方案；
四、彩票、捐獻、壟斷、刑罰（罰款）以及其他籌款方法。
總結一下，《賦稅論》的內容大致為財政緊張（公共經費支出增加）及其原因，以及解決財政緊張的方法（即征收各種賦稅以及其他籌款方法）。這里面蘊含了配第大量的賦稅思想，如公平的征稅原則。他在《賦稅論》第三章“導致國民不甘心承擔賦稅的原因如何才能減少”中指出“：不管賦稅多么重，如果政府能一視同仁，按照合理的比例對每個人征稅，那么相對于任何人來說都不會負擔了賦稅而使自己的財富減少，人們的財富關系不變，每個人都保持了原有的地位、尊嚴和身份”。這反應了其公平的賦稅思想，在當時那個等級特權觀念相當強的時代我想是十分難得的。而且配第認為國家不應該征稅過多，同樣是在第三章“導致國民不甘心承擔賦稅的原因如何才能減少”中，配第認為“如果國家課征的賦稅過多，使得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不足以維持國內正常商貿活動的需要，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作量的減少” ，而這一現象的出現必然導致市場貨幣的短缺，這就形成（或導致）了公共開支增加的第四個原因———貨幣的短缺。尤其在是當時商品經濟不是很發達的情況下，“政府規定所有的賦稅都必須用貨幣的形式繳納，這看起來似乎時有些不合理”。特別是針對某些稅種，需要從新考量，比如什一稅。“由于無能神職人員的增加以及人口數量的增加，使得什一稅的負擔越來越重，國民普遍對它有意見，因此適時降低它的稅率以及對什一稅重新規定的話，無疑會有利于增強國民對國王的愛戴和尊敬，也就不會引起大規模的騷動了”。配第在征稅的管理上的觀點也頗為新穎。他認為“關稅征收額度的標準應該是，確保守法人的負擔比違法人的負擔輕，守法人的安全比違法人的安全更加能夠得到保障，守法人比違法人更加能夠得到利益”。 這也要求國家在稅收管理上要加強法制建設，使得守法者的利益得到保證、違法者的成本大于其收益。
除了跟賦稅密切相關的思想之外，配第關于國家建設、社會分工以及宗教等方面的思想也相當有意思，而且這些也是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的，現列舉一些。在第一章“公共開支的第三項內容是神職人員的神職薪俸”中，配第指出“如果我們考慮一下逃避世俗的法律制裁是多么容易，隱藏證據、捏造證詞、歪曲法律條文的意義、妨礙司法公正等等都是那么容易做到，我們就應該認識到神職薪俸這部分的公共開支是多么的必要”，這包含了他對司法的諷刺和痛恨；配第認為雖然很多學校是由私人捐助成立的，但是由于其目的的公共性，故也應該屬于公共開支范疇；在第二章中，配第深刻指出“進攻性的對外戰爭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可告人的私人恩怨引起的，但是卻往往以公共利益為堂皇的借口而發動”，對統治者的好戰行為進行了不留情面的諷刺。而且配第認為“在國內始終保持戰備狀態是抵御外國人入侵戰爭的最經濟的辦法”，這種觀點在現在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配第認為最有效率的社會分工應該是這樣的：“假如某一地區共有一千居民，其中一百人為全體一千人生產生活必須的食物和衣服，兩百人生產用以和其他國家以貨幣形式或者實物形式相交換的產品，四百人從事服務業，負責全體居民的休閑娛樂，制作奢華的裝飾品，再有兩百人是行政官員、牧師、法官、醫生、貿易商和零售商。余下一百人從事一些公共工程的行業”。這是一種非常又效率的社會分工，可以保證社會的產值達到最優化的產出。因此配第十分反對某些職業從業人數過多供過于求的現象，比如醫生和法律職業者以及政府官員，他認為這些職業已經明顯供過于求了，在浪費著大量的國家資源。我想，這種觀點在現在的中國也有著相當的現實意義；配第在第三章提到“當人們想到他們所繳納的賦稅被花在搞宴會以及盛大的集會上，被用于粉刷凱旋門等事情上的時候，他們就會感到不滿”，雖然“看起來毫無意義，但是正是這種盛大集會的支出使得被征收上來的貨幣立刻回到了那些對社會最有用的人手里”，這種觀點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并不是所有的奢侈行為都是對社會無益的，也許也有利于促進資金的上下流通、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配第認為“對一般人而言，買彩票的行為就是自己向自己征稅，所以彩票實際上是對那些不幸的自我陶醉的傻瓜們所征收的一種賦稅”，讀到此處，不禁大呼精辟！出于專業的原因，我對配第在第十章 刑罰的論述十分感興趣。配第十分反對各種無節制的肉體刑和自由刑，他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勞動是創造財富的能動的要素。國家殺死其成員，或者切斷其成員的肢體，或者將其成員監禁，都等于懲罰國家本身。因此國家應該盡可能地對其成員實行這種懲罰，而把這種懲罰改為能增加勞動力和公共財富的罰款”，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的思想。另外，配第還認為刑罰和法律應該公之于眾，使人們得以了解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以防止刑罰的濫用（警察從不事先貼出告示告訴人們在警崗附近不得隨地小便，但一旦有人這么做，他們就會強迫人家繳納他們開出的罰款單）；配第更為有趣的觀點是“官職與壟斷的性質相同……只不過官職與人的活動和職務有關，而壟斷與商品買賣有關罷了”，官職在設立之初應該由那些“能夠應付一切突發的、緊急的、難以處理的事件，并根據自己執事所經歷的一系列偶然事件，通過自己的觀察，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和法則，再以此為后來的人指路的人”擔任，“現在卻是由最一般、最淺薄、最愚笨的'人擔任了”， “法院工作的收入之豐令人炫目，被人們稱作法律之光，當法學教授和司法人員無事可做的時候，它卻大放異彩”。這樣有趣的觀點還有很多，在這里就不窮舉了，正如配第在第一章最后一句所言，“就我的目的而言這已經足夠了”。
盡管《賦稅論》無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如對教會組織和國王以及愛爾蘭總督的偏袒和辯護，但他很多的思想有種永恒的普適的價值，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實用意義。讀一本好書，就像同一個高尚的人對話。這本書僅僅第一次讀，當然還有很多沒有注意到的同樣也是配第思想結晶的地方。我愿意在以后的進一步閱讀中繼續發掘。
《賦稅論》讀書筆記【2】
本書為《西方經濟學圣經譯叢》之一《賦稅論》，本文結合愛爾蘭的現狀及社會問題主要闡述各種稅收類型的性質職能，同時也在行文中穿插了其他稅收的相關概念。
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華書館印行《富國策》[英國經濟學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經濟學指南》(1863年)中譯本]為開端，迄今為止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回顧這段不算很長然而曲折的歷程，不難看出它同中國社會百多年來的巨大深刻的變遷密切相關，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思想界特別是經濟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種折射和反映。單就建國以來對西方經濟學名著的翻譯出版來說，竊以為明顯呈現出各有特點的兩個階段。改革開放以前幾十年間，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著作不僅數量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對象和資料。對于出現這種局面的不可避免發生及其長短是非，人們的看法和評價可能不盡一致，但此種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動地維持下去已是大多數人的共識。改革開放以來，對西方經濟學著作的翻譯出版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短短二十多年間，翻譯出版數量之巨，品種之多，速度之快，影響之廣，均前所未有，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這是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需要，也是歷史的進步，主流無疑是好的；但也難免有選材不夠精當和譯文質量欠佳之嫌。
華夏出版社推出這套新的《西方經濟學圣經譯叢》，可謂正逢其時。在全國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中國經濟學隊伍的建設和壯大，我們需要更多更準確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經濟學；而以往幾十年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所積累的經驗教訓，也正在變成寶貴的財富，使我們將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名著這項事業，得以在過去已有成就的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會以實踐為標準，比以往更恰當地把握選材范圍和對象，盡可能全面準確地反映西方經濟學的優秀成果，將各歷史時期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著作納入視野；我們對譯文質量會以人所共知的“信、達、雅”相要求，盡力向讀者推出上乘之譯作。我們還會認真聽取廣大讀者和學者的任何批評和建議，在分批推出過程中不斷加以改進和提高。
在西方經濟學迄今的發展中，涌現了數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亞當·斯密《國富論》(初版于1776年)、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是公認的三部劃時代著作。 《國富論》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奠定了基礎；《經濟學原理》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作，為經濟自由主義做了總結；《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則標志著經濟自由主義的終結和現代國家干預主義的開端，故將它們同時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將陸續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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