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下面是關于國富論的讀書筆記，一起來看看吧！
國富論讀書筆記1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面有提及，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所以亞當·斯密變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意味著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然而亞當·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國富論》篇章眾多，亞當·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
亞當·斯密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
但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交由市場去自主調節即可。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曾一度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
在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備受推崇，甚至認為只有自有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讓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羅斯福所推行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經濟，通過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使美國渡過了經濟危機，社會經濟逐漸好轉，從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這使得經濟學家們再次重新思考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學說的正確性。
多少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為國家是否應該干預經濟以及自由經濟和國家干預經濟何者更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爭論著。在我個人看來，國家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僅應該是一個調控作用，是一個裁判的角色，避免社會經濟過熱或者過度蕭條，在經濟繁榮時期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則刺激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預經濟的發展。適度的國家宏觀調控不等于行政指揮經濟。過度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不利于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不利于自己國家經濟的繁榮，倘若每一個國家都如此，世界經濟則會陷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尷尬境地，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使人們意識到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而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抑制生產力的發展又使人們明白到行政力量過度干預導致的弊端。因此，對于我們今天而言，應該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種經濟學說。畢竟一個經濟學說正確與否需要相當長的一個經濟周期來驗證，而經濟學的規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發現，在那么多經濟學說中，我們應該根據社會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以及國情來確定到底應該用哪一種經濟理論作為借鑒。
同時，我們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如一直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絕對真理一樣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時候遭到致命的打擊，讓人們一度懷疑它的正確性，然而后來其又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由此可見，一條經濟理論并不是永恒正確的，其是否起積極作用還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國情來具體分析。對于我們今天的啟示，大抵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及在不斷地探索中尋找適合的經濟政策以促進社會繁榮發展吧。
國富論讀書筆記2
關于《國富論》中提到的自由，我認為，作者亞當斯密主要在論述“貿易自由”。
他先給出一個比喻：一個家庭生產皮革、一個家庭生產弓箭，生產弓箭的家庭通過打獵獲得動物毛皮，然后將自己獲得的動物毛皮，賣給生產皮革的家庭獲取利潤；生產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銷往市場獲取利潤；然而，如果生產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獵、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會和生產皮革的進行貿易，但是他既打獵又造皮革，顯然浪費了從貿易中獲取利潤的機會，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常常顧此失彼。這個比喻說明，貿易和交換的重要意義，節約生產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
見識到了貿易的'重要意義，他進一步論述工業制造業之間的貿易，甲行業生產A原料，乙行業需要A原料才能生產B商品，B商品是丙國國民的生活必須品。這樣一來，貿易的存在能夠解決很多矛盾；而自由貿易的存在不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國境內自由流通，滿足一國國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國因技術、資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產該商品而帶來的不便。斯密是這樣說的：“但是，如果沒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彼此交換，每一個人就必須為自己籌劃自己需要的每一種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國的《航海法》作為反面教材，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會帶來另一貿易國的報復。雖然這樣的保護主義在一段時間內，會起到保護本國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貿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國民的消費，即消費者的利益。損民肥商，這并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對方設置貿易壁壘的時候，人家也在對你進行報復，也會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這樣的狀況不利于貿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當然也不利于資本的自由流通，實際上受損的是雙方國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貿易”理論是有局限性的。
其一，當時正值英國工業革命興起，在歐洲范圍內，英國一枝獨秀，領先于其他歐洲國家。因此，英國的工業制成品由于勞動生產率高，物美價廉，在國家之間的貿易中很有競爭力；要其他國家取消、降低關稅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當時英國正在確立自己的海上霸權，和其他國家（如荷蘭、法國）之間的關系簡直是劍拔弩張，到了誰也不服誰，都想做冠軍的地步。所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情勢下，只能被棄之一隅，束之高閣。
其三，斯密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國與國之間存在的差異，而且還是比較巨大的差異。要實現自由貿易，就必須先消除差異。我認為，至少應該有一個合理、科學的標準來衡量，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包容程度。但是，直到今天，斯密提出的“自由貿易”仍未在整個世界實現。這并不能說明此理論的錯誤，也不能說明此理論的正確，只能說明“英雄無用武之地”。
小結一下，斯密所談“自由”乃“貿易自由”，斯密以為“貿易自由”能夠增進人類幸福；然而，“貿易自由”至今尚未成功，到底其與人類“終極幸福”有多大關系？我認為，貿易自由只能夠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暫得肉欲的享受，無法到達“終極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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