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不僅如此，分工還有一個妙處，就是它能為發明和改進機械提供契機。最初的蒸汽機比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個兒童來開啟和關閉汽鍋。有一次，有一個按活塞的小孩，因為干得久了，就 “懶”中生智，把開閉汽鍋的舌門把手，用一條繩索系在機器的另一端，讓舌門隨機器的運動而自動開閉。這個笑話，成了蒸汽機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談。再觀現代工廠的生產不就用事實證明了分工理論的重要性。汽車生產廠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因為改變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生產模式為流水線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在競爭中擊敗對手而占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線作業不正是分工理論在生活中的應用嗎?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 “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面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棄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后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說。但一位意大利哲學家卻說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說”，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盡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說。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現在，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于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希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今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不過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么評價都不為過的。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不過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