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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鴻:“學者”的意義吳春燕 季軒學者報國“成為一名學者”是黃德鴻青蔥歲月時種下的一顆種子,后來成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在廣雅中學就讀高中時,黃德鴻受國文老師梁同寅的影響頗深。梁同寅在講解曹丕《典論·論文》時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榮華富貴及身而止,但學術之成就,可以垂及久遠,嘉惠后人——梁同寅強調做學問的好處。此番聲情并茂的講解深深感動了黃德鴻,他內心開始憧憬學術之光。
大學時代,黃德鴻便在求學志愿表上填上了“學者”二字,入讀中山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以為社會學就是一門改造社會的科學,于是就報了社會學”。畢業后,他考上了當時的“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社會部”,從事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黃德鴻回到學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學、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大學擔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學。黃德鴻曾以黃遠之、黃乙平等筆名,撰寫了許多學術論文,這些文章后來結成論文集出版,書名為《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
從社會學轉到經濟學研究,黃德鴻的說法是,“在當時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對經濟學的研究比社會保險更有意義”。
1948年,黃德鴻還曾獲得去聯合國工作的機會,“無論是從事業上,還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轉折的好機會。但當時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我們還要建設國家,我希望我學到的東西能夠用在這上面”。于是,黃德鴻放棄了高工資和優越的研究條件留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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