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費孝通

　　許知遠

　　費孝通的身上，凝結了三四十年代知識精英的智慧與道德勇氣，而他的文化遺產似漸失去傳人。

　　29歲時，費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經濟》。整整四十二年之后，這本薄薄的小書，令已經白發蒼蒼的老人獲取了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頒發的赫胥黎獎章。

　　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樣，生于1910年的費孝通不僅身經二十世紀中國種種磨難與挫折，更表現出那一代中國知識精英面對挑戰時的生命力、智慧與道德勇氣。在《江村經濟》出版的1939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階段，在書中，他飽含深情地寫道：不管過去的錯誤和當前的不幸，人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將再次以一個偉大的國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中國陷入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危機，知識青年開始努力地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徹底否定傳統的方式，可以在言辭與情感的表達上獲得快感，它摧毀一個舊世界，卻無助于建立一個新世界。

　　比起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那一代知識分子，成長于三四十年代的新一代開始更多地借助西方世界更系統的學科方法，來觀察中國。借助于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人類社會學，費孝通通過對中國一個小小村落的研究，試圖揭示中國廣闊、沉默的農村世界的秘密。

　　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所表現的風貌，似乎已成為曠世絕響。1938年回國后，費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學與西南聯大工作。在炮火聲中，幾千名年輕人與他們的老師，唱著歌，忍著饑餓，徒步從北京穿越中國，來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襲的警報中，他們創造了學術史上最繁榮的時刻。半個世紀后，費孝通回憶那段時光時說：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戀的。時隔越久，越覺得可貴的是當時和幾個年輕朋友一起工作時不計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戰時內地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夠嚴酷的了，但是誰也沒有叫過苦，叫過窮，總覺得自己在做著有意思的事。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對自己的事業有抱負。那種一往深情，何等可愛。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鮮紅的，是永遠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