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作為文化規范特征的思想教育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語文教學。在閱讀教學中,思想教育已成為語文課堂最常見的景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閱讀的過程就是明確和歸納文章思想內容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和接受既定思想內容及其表達方式的過程。換句話說,在中國文化環境中,閱讀教學并非單純的以培養學生言語表達能力為目的,閱讀教學在思想教育的要求下自覺不自覺地做了形變或者異化。下面從三方面來分析這一點。
(一)育人閱讀教學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語文教學理論界對語文教學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反思,其中以言語教學為標志的語文教學理論思潮對于思想教育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性質的研究,使得人們不再僅僅出于功利的要求、善良的愿望而在語文教學中進行思想教育,人們對語文教學中思想教育問題進行了更為理性的研究。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思想教育不是語文教學的目的而僅僅是語文教學的附帶功能這一觀點已經成為語文教學界的共識。在閱讀教學中育人并且把思想教育作為閱讀教學目的或者最重要的任務,這種看法也許正受到語文教學理論界對它最后的清算。②但是,多少年來,在實際語文教學中,我們或多或少地就是這樣一直搞下來的,而且也將隨著文化發展的慣性繼續地進行下去,當然或許會減淡若干單調、僵化的色彩,或許又將有新的調整和形變。
在中國文化環境中,閱讀教學歷來具有極其突出的育人特征。在中國中古形態的圣化社會,閱讀教學就是經義教學,培養傳圣人之道代圣人立言的官吏及維護教化人士。中國古代非常強調文教詩教,強調通過閱讀教學進行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煉。③中國進入現代社會階段后,雖然語文教學在分科教育影響下從經學的附庸中獨立設科,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閱讀教學從來就沒有把運用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當作閱讀教學的目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非常強調在閱讀中育人。在閱讀中育人,一直是中國文化對于民族、國家、社會生存和發展總體設計的一部分,具體來說,是對人才質量尤其是人才的思想品德的社會性設計。
進一步地說,中國文化對于育人要求非常單一,即要求人們的思想是同質的、全體一律的。具體到閱讀教學中,在中國中古形態的圣化社會,這種經義教學培養出來的傳道立言、維護教化的士人相貌、脾性雖各各分殊,思想卻驚人的雷同。應當說,這是圣化社會對人才質量要求所決定的。在閱讀教學中,我不過是已有之道的傳導之器,我既要按圣人之想來想,也要完全按圣人立論過程來立論,我的思想不過是圣人的復制品。進人現代社會,從現代語文教學中所體現的思想教育情況來看,社會對人才的設計規格也很單一。從目前情況看來,這種設計更多考慮的是國家、民族、集體,而較少考慮到個體。④有概括性、代表性的說法就是又紅又專,其中紅即所謂思想教育內容。歷史雖不斷變化,紅的內涵也或損或益,但總體上變化不大。在閱讀教學中,社會控制仍以將文化分子培養為同一規格的人而努力。在實際教學中,個性從來就沒有成為考慮的中心要素。
或者說,在閱讀教學培養單一規格、單一思想的人才仍是目前中國文化思想教育的主流。這種單一規格的思想設計,乃是圍繞如何使中華民族興旺發達這一壓倒性主題而展開的。中國文化自19世紀受西方工業文明的進逼后,就特別強調救國救民富國強兵的道理,中國文化政治動員也得以空前強調,一切都要與此目的有關。在此文化背景下,語文教學自然不例外,因為民族的思想價值觀念凝集在民族語言之中。大家熱心這些道理,政治宣傳,開啟民智,把語文教學中心目的擠至邊緣,語文教學與政治動員緊密相關,以至于變成某種程度或全面的政治課。這是閱讀教學在思想教育影響下新的形變和異化。
與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一致,閱讀教學中思想教育的基本價值取向也是以民族、國家利益為至上,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個人的存在價值和需要,其極端的情況就是個人無條件地服從國家需要,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以成就國家民族利益,就像一直選在中學語文教材中的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一文所宣揚的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純粹有道德的人。這種思想內涵本身沒有什么不好,但是往往也因其理想色彩的高遠而不易落到實處,在文化世俗化變遷的環境中那就更不易落到實處,而要強行將這種思想灌輸到文化分子的頭腦和心靈中去,往往適得其反。
如果閱讀教學中思想教育果真能完美地進行并取得預期的效果,那么經過這種思想教育塑造的人可能是什么樣子呢──他有些法定或者公認的思想,當然并不復雜,例如他認為生活中真善美始終占主流,假惡丑終會被戰勝;他的思想主要是用作道德判斷或者政治立場的識別而存在的,譬如他經常會說,你的思想是不是有點灰暗不健康,或者你站在跟人民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了。他也可能作一些思考,但其思維模式無疑是固定的,推理程式化,有教條化傾向,任何人事,他也許會用閱讀教學中千萬次用過的句式:通過表達了反映了贊揚了批判了來進行概括總結。他如果能寫文章,開口提筆往往就是我們如何如何,看不見個人獨立思考的影子,他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大我在代社會立言。他慣于接受既定的真理,崇拜權威。他是最聽話的,不幸也是最盲目的。他對自己缺乏自覺自主意識。他好做是與非的評判,但他卻從不懷疑自己判斷的依據,也從不懷疑自己。這樣的人似乎并不能承擔民族生存和發展重任,就連社會文化變遷所引進的生活激變他也不能適應──這種激變所需要的智慧、勇氣和負責精神,在這樣的思想教育中似乎很難培養出來。
以國家名義對中國文化分子生存和發展所做出的總體設計,把每一個人都納入同一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中,這是一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表現,也是一種極端簡單化的處理。通過閱讀教學來育人,其實質就是將社會文化規范特征涵化為個體身心和言行中的過程;在這種同一規格思想的總體設計中,語文教學與之相適應,也在為把每一個人都納入同一的思想觀念模式中去而努力。這就常常使閱讀中出現漠視閱讀主體的現象,所謂讀中無我,使閱讀教學更多地成為社會規范特征傳授的過程,而非語文能力培養的過程。這從閱讀教學內容、讀解方式上可以得到更為深切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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