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拼音體系所采用的字母符號與漢語具有異質(zhì)性，屬于完全不同的文字符號體系，注音字母則仍然是漢字，既從內(nèi)在屬性上解決了現(xiàn)代性問題，又堅守了文化的民族性。

一從擬訂到公布：經(jīng)過拉丁化和民族化之爭，展現(xiàn)于1958年

　　新中國成立后，漢語拼音的研制是從討論北京話的音位系統(tǒng)開始的，因為這是擬訂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前提，否則什么音必須為之設計字母，什么音又無須為之配置字母，26個拉丁字母夠不夠用，字母不夠又如何解決，等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無從談起。當時，報紙、雜志特別是一些語文性質(zhì)的期刊所登載的許多文章就反映了這一熱烈討論的狀況。這些文章都是圍繞建立民族共同語與制訂漢語拼音展開的，促使20世紀的中國語言學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高潮。歷史有時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民國初年，制訂中國第一個法定的拼音方案——國語注音字母的時候，在字母形式問題上曾發(fā)生過極其激烈的爭論。

　　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字母方案，但是主要的爭論可以歸結(jié)為拉丁化拼音字母與民族形式字母之爭，最后是采用了篆體楷化筆畫簡單的獨體古漢字作為國語的注音字母。在漢語拼音運動興起之初(1892)，中國人開始是從拉丁化字母入手擬訂漢語拼音字母的，但后期民間創(chuàng)制的各種拼音方案，其字母形式已經(jīng)轉(zhuǎn)向以漢字筆畫式為主，所以國語注音字母得到社會上絕大多數(shù)人的認同，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民族形式的字母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不符合世界文字發(fā)展的主要趨向，不能適應國際交流的需要，也不便于在科學技術領域中應用。所以國語注音字母公布并使用幾年之后就掀起了一個拉丁化拼音運動，產(chǎn)生了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許多有名的拼音方案。建國之初，在漢語拼音的研制中拉丁化與民族化之爭重又興起，因為用民族形式字母組成的國語注音符號已通行了幾十年，幾千年的漢字情結(jié)在社會上根深蒂固，根據(jù)漢字創(chuàng)制新拼音字母的愿望在不少人心中一直是比較強烈的，甚至有些政府領導人也持有這樣的想法。

　　于是，從1952年起文改會開始了以制訂漢字筆畫式拼音字母為主的研究工作。但漢語拉丁化拼音方案的研制實際上始終也沒有停止過。而化了幾年時間嘗試制訂的四種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卻受到了冷遇。代表們以不表態(tài)的方式(有禮貌的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1956年，在政府的決策下文改會放棄民族形式，全力以赴研制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拉丁化與民族化之爭在當時是揪人心肺的，現(xiàn)在重提這段史實也未必是沒有意義的，歷史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當初國語注音字母之所以在社會上在文化圈內(nèi)得到認同，是因為它采用了筆畫簡單的獨體古漢字，“有典有則，有本有源”，“宜于今而又不悖于古”。這種字母形式蘊積著漢字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悠久的歷史淵源。民族形式的字母不是個人一旦一夕能設計創(chuàng)制出來的，只能在社會的長期發(fā)展中逐漸積累，自然形成。

　　在字母形式問題上的搖擺和爭論結(jié)束之后，目標明確，揚帆直航。文改會指定葉籟士、陸志韋、周有光三人擬訂一個漢語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草案(初稿)。這個方案草案實際上是全國廣大群眾的集體創(chuàng)作，因為它是在總結(jié)了1950～1955年全國各地633人寄來的655個拼音方案的基礎上制訂的。文改會在擬訂方案草案的幾點說明中指出：方案草案“縱的方面，參考了300多年來的幾十種主要的方案;橫的方面，參考了解放以來全國各地同志們寄來的600多種草案，……(所以)也是歷史經(jīng)驗的初步總結(jié)”。

　　方案草案一發(fā)表就展開了全國性的廣泛討論，報紙雜志特別是語文刊物發(fā)表了很多討論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意見是，大多數(shù)人不喜歡專家設計的代表舌尖后音(zh/ch/sh)的3個新字母。郵電部的意見更是實在到讓人無法反駁：即使中國造出有新字母的電報機，但中外設備不同，那也無法通電報。這樣的漢語拼音只能在國內(nèi)通行，無法走出國門。文改會在方案草案發(fā)表后的5個月中收到了包括海內(nèi)外寄來的多達4002件來信，提出了修改補充的意見，甚至新的文字方案。經(jīng)過對各種不同意見和不同方案反復討論后，文改會發(fā)表了《關于修正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1956/8)，指出：之所以有種種不同的意見，其原因就在于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對方案提出了各自的要求。這些要求都是有理由的，應該滿足的。但是在一個方案內(nèi)要同時實現(xiàn)各方面的要求，事實上是辦不到的，更何況這些要求有些是互相沖突、彼此矛盾的。因此，只能權(quán)衡利弊輕重，通盤考慮。這一段話至今讀來仍有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面對90年代后對《漢語拼音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種種不同的修改意見，周有光先生不得不一再重申：面對層出不窮各種互相矛盾的要求，拼音方案只能“兩利相權(quán)取其重，兩弊相權(quán)取其輕”，“方案是眾多矛盾要求的最大公約數(shù)”，“無法滿足某一方面的全部要求”。

　　文改會在指明眾多不同意見產(chǎn)生的原因并綜合各方面的建議之后，對方案草案做了修改，隨同《關于修正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發(fā)表了兩種修正方案：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與原草案相比，修正式最大的不同之點是舍棄了3個新字母，直接采用與z/c/s整齊匹配的雙字zh/ch/sh。一式和二式都保持了原草案不為舌面音單獨配置字母的設計，一式用g/k/h變讀，二式用j/ch/sh變讀。兩個修正式都維持了音節(jié)拼寫系統(tǒng)中的隔音字母(j/w或y/w)，因為這是字字相連拼寫詞語時必不可少的。

　　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發(fā)表以后，當年10月國務院設立了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又化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通過舉行座談會、研討會以及書面征求意見的方式，經(jīng)過反復磋商修正和審議，最后確定了《漢語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957/10)。

　　這個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與前幾個方案對照，有幾點重大修改：(1)為舌面音聲母分別配置了獨立的字母j、q、x，不用變讀法，全部聲母都是專用字母;(2)用元音字母i兼表舌尖元音，避免另造新字母或使用加符字母;(3)在韻母表中以iou/uei/uen為基本式，顯示四呼音韻理論框架，在零聲母音節(jié)中韻頭i/u分別改用隔音字母y/w以免字音發(fā)生混淆，在前拼聲母時則使用簡拼式-iu/-ui/-un，使音節(jié)拼式簡短，書寫簡便;(4)韻母au/iau和ung/üng的拼寫形式改為ao/iao和ong/iong，使字形醒目，易于區(qū)別;(5)采用隔音符號(’)為開口呼零聲母音節(jié)起分隔音節(jié)(字音)的作用，隔音字母和隔音符號相配，可全面控制拼寫系統(tǒng)中音節(jié)界線發(fā)生混淆之可能。

　　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了國務院提交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從1950年開始創(chuàng)議并擬訂，總結(jié)了60多年歷史經(jīng)驗，匯集了全國人民智慧的漢語拼音方案終于誕生了!

　　至今，我除了能回憶起當初《方案》頒布實施時歡欣鼓舞的熱烈情景外，也還能勾起對親自參與制訂的一些老一輩的語言學家，諸如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魏建功、王力、周有光等各位先生當時忙碌辛苦、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印象。當時漢語拼音委員會里熱烈討論、激烈爭辯、拍桌子、動怒失態(tài)，投票發(fā)生6：6的僵持局面等等軼聞趣事，也都是從這些老先生嘴里聽到的。他們有的是我許多課程的授業(yè)師，有的是我的研究生導師，而周有光先生親自來北大在大課堂講授整整一學期“漢字改革”課程時的情景(1961年講稿整理成書出版，書名為《漢字改革概論》)，也仍然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