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一生勤勉，記日記為日常功課。他的兩卷日記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觀察某類民國文人經濟狀況的一個絕好樣本。簡而言之，朱自清日記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貧困史。

　　翻開日記第一頁，就有觸目驚心的兩條借貸記錄：1924年7月29日“晚與房東借米四升，舊歷年關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據而歸，甚矣”;30日“午后向張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學畢業，赴江浙任教，先后輾轉杭、揚、滬、溫、甬。此時的他已有兩個子女，正同時在省立四中和春暉中學任教，奔波于寧波與上虞之間。雖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療饑。

　　1925年，朱自清成為清華教授，一直到“七·七”事變后隨校南遷，為時12年。此期朱自清經歷頗多：先為六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武鐘謙病亡;歐游訪學;和陳竹隱戀愛、結合;父親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說，戰前這段經濟較為穩定，清華教授待遇不薄，本該是他生計最寬裕的時期，但因家累進一步加重，所以仍時時捉襟見肘。1932年12月9日日記中說：“錢與文字皆覺其少;錢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舉債、還債的記錄在此期日記里俯拾皆是。

　　昆明時期，百物騰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為清貧一族。朱自清負擔尤重：多病的夫人不習慣昆明環境，帶著孩子長住故鄉成都，他定期將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個未成年子女寄養揚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費;長女采芷工作無著，也賴他不時資助。陳竹隱來信常為告急，揚州方面則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與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領薪，朱自清第一時間分寄各處，自己所留無幾。如1941年5月10日，“兌得現錢共八百九十多元，還債與寄錢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費”。他不得不“開源節流”。節流，到了自奉至簡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飯，或到朋友家蹭飯，因飯菜粗硬、食無規律，胃病長期不愈;穿，則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趕馬人的藍氈“一口鐘”到昆明城里授課，成為聯大一景。至于“開源”，無非是多寫文章、多做業余兼職。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師。即便如此，仍時有青黃不接的情況，他就只能頻頻借債，拆東墻補西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