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一生勤勉,記日記為日常功課。他的兩卷日記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觀察某類民國文人經濟狀況的一個絕好樣本。簡而言之,朱自清日記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貧困史。
翻開日記第一頁,就有觸目驚心的兩條借貸記錄:1924年7月29日“晚與房東借米四升,舊歷年關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據而歸,甚矣”;30日“午后向張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學畢業,赴江浙任教,先后輾轉杭、揚、滬、溫、甬。此時的他已有兩個子女,正同時在省立四中和春暉中學任教,奔波于寧波與上虞之間。雖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療饑。
1925年,朱自清成為清華教授,一直到“七·七”事變后隨校南遷,為時12年。此期朱自清經歷頗多:先為六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武鐘謙病亡;歐游訪學;和陳竹隱戀愛、結合;父親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說,戰前這段經濟較為穩定,清華教授待遇不薄,本該是他生計最寬裕的時期,但因家累進一步加重,所以仍時時捉襟見肘。1932年12月9日日記中說:“錢與文字皆覺其少;錢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舉債、還債的記錄在此期日記里俯拾皆是。
昆明時期,百物騰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為清貧一族。朱自清負擔尤重:多病的夫人不習慣昆明環境,帶著孩子長住故鄉成都,他定期將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個未成年子女寄養揚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費;長女采芷工作無著,也賴他不時資助。陳竹隱來信常為告急,揚州方面則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與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領薪,朱自清第一時間分寄各處,自己所留無幾。如1941年5月10日,“兌得現錢共八百九十多元,還債與寄錢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費”。他不得不“開源節流”。節流,到了自奉至簡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飯,或到朋友家蹭飯,因飯菜粗硬、食無規律,胃病長期不愈;穿,則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趕馬人的藍氈“一口鐘”到昆明城里授課,成為聯大一景。至于“開源”,無非是多寫文章、多做業余兼職。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師。即便如此,仍時有青黃不接的情況,他就只能頻頻借債,拆東墻補西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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