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讀張愛玲三十一年前自述《色，戒》的文字，竟讀到了罕見的火爆脾氣，也算是閱讀的一個額外收獲。

　　張愛玲之所以冒火，是因為短篇小說《色，戒》遭到一篇文章歪批，先是被挑剔人物描寫方面有毛病，之后又被定性為“歌頌漢奸的文學”。

　　“歌頌漢奸”在華語文化圈里，從來都是一個天大的罪名。一般來說，不管這“歌頌”涉及的是虛 構人物還是真實人物，不管是抗戰期間汪偽政權的真漢奸，還是如歷史傳說中秦檜那一類的“疑似漢奸”（現在學者弄明白了，秦不過是宋高宗國策的忠實執行 者）……通常“歌頌漢奸”的人，在公眾眼里基本上是要跟漢奸同罪的。這樣的罪名，任何文人都消受不起，何況又是正經做過一回大漢奸胡蘭成太太的張愛玲老 師！

　　那么，張愛玲冤不冤呢？冤！因為小說《色，戒》的主題本就跟“歌頌”無關。更多的倒是解剖和 嘆息。女刺客王佳芝的熱血、天真以及女性的柔軟，漢奸易先生的貪婪、冷酷與決絕，這兩類人（包括性別）之間的對比、映襯，才是小說真正的用意。張老師還在 一件事上覺得冤——她說她寫這篇小說時，并不曉得上海當時有過類似的未遂刺殺案件，她借用了愛爾蘭詩人王爾德大師的一句話：“藝術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 模仿藝術。” 以示小說純粹出于虛構。

　　對后面這一點我將信將疑：“信”在——1939年中統女杰鄭蘋如刺殺丁默村雖是當時轟動上海 灘的大事，但美女作家當時在香港念書，回上海是在三年后的1942年，認識胡蘭成則還要再遲一年。“疑”則是不排除張愛玲創作時從舊聞里借用了故事輪廓， 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改裝了——鄭蘋如失手是因為同伙的子彈卡殼，而她以為身份沒有暴露，想留下來進行第二次刺殺，終于被抓、處決。據記載鄭臨終前頗有秋瑾 式的從容，也許張愛玲因為自己在小說中強化了情色這條線，覺得心虛，怕落下“漢奸娘子詆毀抗日烈士”的罪名，才竭力否認。不過不管怎么說，小說《色，戒》 絕沒有絲毫“歌頌漢奸”的苗頭，倒是電影《色，戒》，因為淡化了男主人公的冷酷，搞得視角過于“中立”，讓人非常不舒服。國人看中日那段歷史，很難從歷史 的血色里掙脫出來。

　　《色，戒》的電影版比小說原著邪行，不一定是導演刻意為之，而是由于電影給人的視角刺激，比 文字給人的刺激要直觀和強烈得多。影視改編文學，除了取材粗糙的暢銷書能大獲成功，改編名著則罕有被稱道的。因為電影的第一特長是快遞震撼與刺激，而文學 的第一特長則是細酌情韻與冥想。所以像《紅樓夢》這樣的名著，一改影像，不是變成家族政治，就是廉價三角戀，意境反而一點都出不來了。至于《金瓶梅》，只 好凸現情色。

　　和文學原著比拼描寫情感，電影往往露怯。可惜電影又是要靠“露”贏得宣傳和大眾票房的。我很好奇：假如張愛玲活過來，她是會為《色，戒》擁抱李安呢，還是損上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