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古典性與現(xiàn)代性的和諧統(tǒng)一,使張愛玲的許多小說既具有人性挖掘的深度,又富有市民日常生活的廣度,是雅俗共賞的文學精品。以下是文學網(wǎng)小編整理的張愛玲小說的荒涼底色經(jīng)典范文，歡迎大家閱讀!

　一.關于張愛玲小說的整體把握

　　張愛玲的小說興起于40年代繁華而腐朽的上海孤島,是從女性視角審視都市悲歡的新市民小說,兼具古典性與現(xiàn)代性。張愛玲小說的古典性表現(xiàn)在其題材與結構方面。張愛玲的小說基本上都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著意于通過世俗男女婚戀的離合曲折,滬港兩地男女間千瘡百孔的愛情經(jīng)歷,表現(xiàn)人性的脆弱黯淡與生命的無常和人生的虛無。而其構造故事,設置人物又深受《紅樓夢》的影響,以中國古典小說為根底,從題目到敘述風格,都有極強的市井小說的色彩,往往于日常細節(jié)不厭其煩的描述中,揭示生活與生命實相,極易為中國讀者所接受。但張愛玲的小說又是現(xiàn)代的,且不說其小說中的現(xiàn)代生活方式對中國日常家庭生活的滲透與改變以及這滲透改變中對人物心靈的擠壓;更為重要的是,張愛玲在表現(xiàn)人物心理與感情時,往往于傳統(tǒng)的語匯和手法中融合意識的流動,能在敘述中運用聯(lián)想,使人物周圍的色彩、音響、動勢,都不約而同地具有映照心里的功用,充分感覺化,造成小說意象的豐富而深遠,深深地烙下了西方現(xiàn)代派的痕跡。

　　具體說來,張愛玲小說主要有這樣幾類:其一,以港滬兩地男女間千瘡百孔的愛情經(jīng)歷為切入點,揭示日益金錢化的都市舊式大家庭的丑陋,表現(xiàn)或掙扎或沉淪于這丑陋大家庭中生活的萎敗與人性的荒涼。張愛玲看到了中國都市人生中新舊交錯的一面,即都市生活方式已經(jīng)發(fā)生現(xiàn)代的改變,但人們的習慣、觀念仍然是傳統(tǒng)的。她所提供的,正是處于現(xiàn)代環(huán)境下依然頑固存留的中國式封建心靈的文化錯位。如其成名作《傾城之戀》中華僑富商范柳原享受著現(xiàn)代物質文明,卻于偶然的大變動下娶了式微舊家庭出身的、離婚再嫁的白流蘇為妻。《封鎖》是一篇關于人們在都市邂逅的“寓言”:都市的一切都帶有陌生、臨時的性質,而于陌生、臨時的環(huán)境中,人性的真實與生命的原生渴求迸發(fā)出來,但不變永恒的是家庭與社會的凡俗虛假的倫理要求,陌生、臨時的環(huán)境一旦消失,這倫理的封鎖又露出了猙獰面目,沒有人可以脫逃。其二,從市民家庭的窗口來窺視城市舞臺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歡。張愛玲總能以女性的視角讓人物從各種方式回到家庭。家庭是永恒的原點與終點,而都市不過是個人生命中的過客。如《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 《年青時候》中的潘汝良,一個個無不是都市人生的失敗者,他們是些不徹底的人物,與飛楊的都市之子相對,是一些軟弱的凡人,他們最后總是回到家庭之中去, 盡管這家庭倍極寒冷涼薄。在都市與家庭的夾縫中,世俗男女于婚戀離合的演出中,人性的脆弱暗淡顯露無余。其三,描摹女性痛苦掙扎的軌跡,譜寫女性人生的悲歌。張愛玲是極其了解生活在新舊夾縫中的女性生存處境的,女人所處的環(huán)境,所受的壓力,有舊家庭內的冷漠眼光,有命運的拔弄,更有來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負。《金鎖記》中的七巧用自己的青春,受盡大家庭的欺辱,來換取一面沉重的金枷。這金枷既壓制了她的情愛,也泯滅了她的人性,別人毀壞了她的一生,她又變本加厲的毀壞了兒女的一生。七巧所展示的是中國婦女破碎人格中最為慘烈的圖景。不單七巧如此,在張愛玲筆下,似乎一切女性都是不幸的,同時也是他人不幸的內在動因。她們或無可奈何地匍匐地男性情欲的大網(wǎng)之下,一生只顧與人搭配家庭,使臨時的組合婚姻成為女性的全部婚姻(《連環(huán)所》);或寫女人全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難以實現(xiàn)(《紅玫瑰與白玫瑰》)。這類小說往往是張愛玲最成功的作品,具有極強的心理開掘與人性表現(xiàn)的深度。其四,刻畫日常生活的凡庸瑣屑,著意挖掘在生活重負下的變態(tài)心理,塑造變態(tài)人格,揭示生存處境的悖謬與頹敗。《金鎖記》中七巧的變態(tài)心理令人怵目驚心,這種變態(tài)人格的形成正是對其生活環(huán)境的悖謬體現(xiàn)。《心經(jīng)》中的許小寒,《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都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變態(tài)人格。

　　張愛玲小說題材極為狹窄,一般都離不開日常生活的描摹與男女婚戀的描寫,然而,由于其著眼于人性的挖掘與人生感受的刻寫,使其小說具有了超越性的審美品位,讀者從中感受到的往往是普遍的人生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