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在政治舞臺上的表現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貢獻在于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下面是對曾鞏文章的分析!

　　《曾鞏為文章》

　　曾鞏(1019-1083)是一位擅名兩宋、沾溉明清的文章家。秦觀贊譽他“以文章為世師”(《哀詞》)，他的文章一出，無論是學士大夫，還是窮鄉僻壤普通人，即手抄口誦。“其(曾鞏)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出，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曾肇《行狀》)“公(曾鞏)之聲名在天下二十余年。雖窮閻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他博得了“以文章名天下”的美譽(《答李沿書》)。當時的時尚是崇曾的。

　　他的教師歐陽修很喜歡他這個學生，對他的文章甚感稀奇，“見其文，奇之”(宋史《曾鞏傳》)，并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曾鞏)為喜”(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王安石說，在他交往的人中還沒有人與他的文章相當，稱贊他可與班固、楊雄并肩。“鞏文學議論，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與段逢書》)，“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借令不幸賤且死，后日猶為班與揚”(《贈曾子固》)。他的學士陳師道甚至把他與孔子并稱。蘇軾說他是歐陽修教師門下德才兼備最為突出的一個，“醉翁門下生，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蘇轍贊揚他文章學術可趕得上春秋時齊國的稷門學士，可與西漢的學者相比，慨嘆他的去世使歐陽修的學生很為零落。“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挽詞》)。曾鞏師友的這些評價，反映出曾鞏生前享有崇高的文章學術聲譽，所以宋史說他的文章勝于王安石，自成一家。“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于同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曾鞏傳》)曾鞏去世后，盛譽不衰。正如清代顧崧齡概括的，“先生(曾鞏)之文，自宋以來，序而跋之者眾矣”(《曾南豐全集跋》)。朱熹就獨服曾鞏，“余年二十許，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愿”(《跋曾南豐帖》)，并編有《歐曾文粹》。明代貝瓊認為他僅次于歐陽修，自成一家。“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固有不可至者”(《唐宋六家文衡序》)。明代寧瑞魯甚至認為自孟子以來，沒有人達到他的文章水平。“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經之羽翼，人治之元龜，自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者也。”(《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這些評論，足見曾鞏在文章史中的地位之高，后人尊他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鞏一生不僅寫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文章理論方面也頗有建樹。從他傳世的《元豐類稿》和《隆平集》來看，除了詩以外，其他絕大部分是文章，其中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應用文。他繼承了韓愈政教中心論的文章明道理論，并有較為具體的闡述。他認為必順先實行教化，然后才談得上治理。“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于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與王介甫第二書》)他給文章以極高的地位，認為文章是國家的光耀。

　　“文章為國之光華”(《越州賀提刑夏倚狀》)，“文擅國華”(《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他主張文章的內容要合于道，形式要善“開合馳騁”，語言要“麗而不浮”。“其(文章)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于道。”(《答孫都官書》)“其(曾鞏)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林希《墓志》)他的文章實踐和理論，帶動了一些人走上探討古文寫作的道路，如劉弇和呂南公。他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研究文章寫作，為清代文章義法論的提出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但現今對他的文章理論研究很不夠，這是與他的文章大家地位很不相稱的。本文僅就他的文章理論作些探討，以付諸闕如。